>>> 2006年第6期

大陆新儒家的吊诡与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

作者:高全喜


有为的托古改制,等等就是例证。
  如今,陈明是在一个不同于王朝政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策划施剧的,因此,他是把王朝历史中的施琅放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来说事。然而,除了提出几个抽象的哲学口号之外,并没有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给出强有力的理论陈述,即他并没有指出民族国家与王朝政治的本质性不同,并没有指出从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这个中国历史天命的问题所在,只是凭着某种感觉把施琅生硬地从历史上移植过来,企图用这个僵尸来医治现代中国海峡两岸分治的痼疾,用心良苦,结果荒谬。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之问题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凡一百五十年,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王朝政治的历史逻辑,其生长中的诸多疾病绝不是颠覆一下历史叙事就可以解决了的,施琅问题涉及古今中外四个方面的问题,必须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陈明新儒家“即用见体”的哲学观和“历史是生成的,国家是建构的,文化是多元的”核心主张,如果要超越传统王朝政治的藩篱,摆脱实用主义的工具论,必须在现代政治哲学方面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理论基础,并且在历史哲学方面为中国从王朝政治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理论说明。对于陈明新儒家的努力,我十分赞赏,尽管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相比之下,对于固守传统的新儒家保守主义(或叫作泥古主义),我虽然充满同情的理解和尊重,但他们视一百五十年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为无物,梦想以传统的纲常礼序来重整内部秩序,以仁义礼智信来安顿现代人心诉求,以华夷之辨来解决国际间冲突,在我看来,同样是用心良苦,结果荒谬。
  下面我们来看陈明新儒家的第二个吊诡。
  陈明在他的多次论述中反复强调,他抬出施琅为的是用中国的历史之酒杯来浇他心中的现代国家分裂之块垒,在他看来,为了维护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之利益,把施琅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在今天搬用过来,至少在电视中演义一番,是大有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中国人民的反对国家分裂的斗志。但是,他的一番武力、斗志、意志云云,其结果却是引来了滔滔批判,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在诸多反对者中,暂且不说传统儒家,他们认为陈明不辨夏夷,误把杭州作汴州(他们并不反对武力手段,而是质疑何谓敌友),也不说理想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他们只是质疑武力本身)。在此,我们主要来看第三类批判者,他们大多属于公共的自由派人士。
  与传统儒家的思维路径不同,公共自由派与陈明新儒家共享同一个现代政治的话语平台,他们并不愿纠缠于中国历史从王朝政治向民族国家演变中的诸多义理难题,关心的是在当今大陆与台海分治的现实情况下的“施琅问题”。在他们看来,陈明在新儒家话语下的为施琅翻案具有很恶劣的影响,不仅是愚蠢的,更是不正义的。因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存在的首要基础便是其统治的合法性(Iegitimacy);而陈明新儒家悬设了这个政治合法性或政治正义性问题,以所谓国家版图、民族利益、历史传承、未来图景等托词来为武力解决台海问题做辩护,这首先是丧失了基本的现代政治原则。应该指出,这些诘难确实是击中了陈明新儒家的要害,对此,我是认同的。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只要新儒家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义理(而不是王朝政治的义理),共享现代政治的话语平台,这个首要的政治价值问题就遮蔽不了,就必须做出明确的抉择。
  当然,陈明或许感到有些冤枉,他可能会说他从来就不反对宪政民主,他的施剧策划只是三年前的事情,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而且,他在其他文章中也还发表了有关和平统一的另外观点,但这些就施琅事件本身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的观点是片面的,遭致误解的责任在他。当然,陈明也还可以进一步反驳,他会如此质疑公共自由派:在解决了政治正当性之后,就可以美好地解决历史遗留的分裂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土地、民族、政权等民族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了吗?应该承认,陈明的反驳是成立的,他在一系列的回应对话中反复陈述的是有关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统一的对策性手段以及有效性和合法性乃至正当性问题。例如,他的有关国家版图、土地优先、长远图景、软硬两手、国家利益以及三种历史政治形态的排序可供选择等论述,都与此有关。
  应该说陈明还是深入地思考过并且提出了‘些重要观点,但总的来看,它们并不系统,还没有上升到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而且在遮蔽了现代民族国家等根本性问题之后,他的理论缺陷就更突出了。也就是说,陈明对于现代政制的根本问题上没有搞清楚,其维护民族国家的手段与目的之考量,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有关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性辩护不但贫乏无力,甚至让人反感。
  
  三、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
  
  我前面曾经说过,中国现时代处于一个转型的特殊政治时期,在其中任何一个重大的问题都难免涉及古今中西之争,粗浅地看,陈明新儒家的第一个理论吊诡属于古今之争,第二个吊诡属于中西之争。在古今问题上,传统儒家虽然自成一统,但自持固守显然已昧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潮流,不求变革,别无出路。陈明新儒家顺时应变,寻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这是令人欣慰的努力。但是,问题在于新儒家的现代转型并不一定非要颠覆一切传统的叙事,有关施琅的争议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如果说这个古今之争有内容和意义的话,那只是在鸦片战争以降的人事纠葛中才显示出富有张力的蕴涵,而且,我主张渐进的改良,激进主义为中国现代社会带来的灾难无复多言。所以,化解古今之争的有效方法是改良主义,对此,陈明新儒家想必并无疑义,只是陈明导演的“理论施琅”并没有开出这样一个路径。
  其实,更大的困难是所谓中西之争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有关国家正义的争论,从根本性上并不能说是中西之争,虽然从形式上看,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方社会,现代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经济等肇始于西方,但西方先行出现的东西并不等于就垄断性地属于西方所有,这个问题的双方并不意味着一个是中国的特殊性,另一个是西方的普遍性(或同样是特殊性),仿佛中西两方势不两立。在这个问题上,陈明新儒家敢于冲出传统主义之藩篱,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之政治平台,虽然理论尚不成熟,但面对现实的真问题,提出自己的或许是不完备乃至错误的方案,其勇气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作为公共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秋风,他的观点和责备却是在逃避真正的现实问题,不负责任地用传统主义和后民族国家两个大棒夹击陈明,而把民族国家的“政治”问题(当然也包括民族国家间关系问题)遮蔽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派幼稚病。
  对于公共自由派对陈明的指责若合符节,我表示赞同。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对于公共自由派的观点我是有保留的,他们固然在批评陈明时指出了现代政制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并且确实击中了陈明的软肋。然而,他们也并不比陈明新儒家的思想高明到哪里,他们在批评陈明片面性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在指出陈明的理论矛盾的同时自己也同样陷入了另一个困境。说到底就是,回避乃至排斥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

[1]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