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与柄谷行人一起重读《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作者:赵京华



  一部名著往往可以包含多重的解读可能性,这不仅在读者就是在作者那里也是常有的事情。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文艺随笔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初版于1980年(讲谈社),至今历时25年,在日本包括原版、文库版和文集版已经印行了近30次。1993年于美国出版英译本之后,开始越出国境迅速传播到世界其它一些地区,继德文版(1995)韩文版(1997)之后,2003年中文版也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这部诞生于东亚日本的批评著作,经过穿越北美、西欧的“旅行”之后,又绕回到包括了韩国和中国的东亚来,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遇到不同语境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而发生多重多样的阅读可能性,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在中文版译者后记中对此有大致的介绍)。有意思的是,到了最近连作者本人对自己书中说了什么也有些动摇不定了。
  2004年岩波书店出版了5卷本的《定本柄谷行人集》,其第1卷收录的便是这部早期代表作。作者借编辑文集的机会重读《起源》后,写下一篇《重读之后痛感“近代文学”已然终结》的随笔。文章不长,全文抄译如下:
  我是不去读自己所写的东西的, 因为觉得与其如此,不如去写新的作品。可是偶尔也有不得不重新阅读的时候,尤其是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出版英文本之际。
  简单说,我在此书中指出: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东西(如文学中的风景、言文一致运动、小说的自白等),都是某个特定时期(明治二十年,1890年)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装置而已。
  这种想法是在1975至1977年于耶鲁大学讲授明治文学时产生的。
  如果不是在那样的地方(外国),我恐怕不会有上述思考的。当初写作此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要在美国出版。因为书中讨论的主要是与日本的文学状况相关的一般常识性事项。
  所以,到了1983年有人要英译此书时,我便踌躇起来了。虽然最后同意他们去翻译,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做一些修改。可是,后来译者那边一直杳无音讯,到了1990年前后英文翻译稿突然寄到我手上来,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要是坚持对原作加以修改的话,译者又要返工而多费周折的。考虑到这一点,我放弃了修改全书的计划,只补充一个新的章节加了若干的注释并写了后记。
  现在,我对自己的旧作很有些不满。原因之一,就是出版英文本的时候,我更多地考虑到文学特别是言文一致以后的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问题。这恐怕是受到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或者九十年代初学术思潮的影响所致。因此,在英文本序中,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另外,在稍后《起源》被翻译成德文、韩文和中文之际,应译者的邀请我分别写了序言,面对未知的他者(各国读者),又让我不断思考起自己的著作究竟写了些什么。
  然而,去年计划出版《定本柄谷行人集》我又重读一遍《起源》,感到现在自己的关注重点与此前已大不相同了。或者说我又回到最初写作此书的观点上去了。比如,当今的民族主义并不需要文学,新的民族之形成也不必文学参与。民族主义虽然没有结束,但现代文学已经终结。我深深感到,现代小说这东西实在是一段特殊历史下的产物。
  这样想来,我在1970年代后期追问现代文学的“起源”时,实际上这个文学已在走向终结了。如果没有感到其“终结”的到来,何以会去其追问它的“起源”呢?总之,我再次感到“作者很难读懂自己的著作”。(载2004年7月18日《朝日新闻》)
  这篇文章里,柄谷行人虽然最终意在强调“作者很难读懂自己的著作”,但还是清晰地记述了他对《起源》一书,其自我认识的变化过程。他至少向读者暗示了阅读此书的两条可能的线索。一是从当初的写作意图来讲,他是在七十年代末于美国这一“外部”的场域获得了从“起源”上观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视角,又在与保罗·德曼等耶鲁学派解构主义运动成员的交往中发现了颠覆“文学现代性”的方法。据此来分析成立于明治二十年(1890)前后的“近代文学”,发现并证实下面这样一些事实,即我们长期以来认为无庸置疑的“现代”“文学”等概念并非普世性的价值观念,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客观描写、内心自白、言文一致的口语化书写语言等等,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起源于西欧而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现代性”文学的一种“装置”。那么,发现了它的起源就意味着可以预见到其“终结”,《起源》一书当初就是要指出这个“现代文学”正在走向终结,如同现代性思想和社会已经在七十年代前后发生转型一样。这可以称之为从“文学与现代性关系”的视角来阅读的线索。二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柄谷行人接受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及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觉得《起源》一书虽然当初没有自觉到,但实际上包含了文学在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建设上所发挥作用的内容,是可以做新的阐发的。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共谋关系”这一视角来阅读此书。而且第二种阅读线索在整个九十年代都得到了作者的刻意强调,我们看柄谷行人所写的英文本、德文本、韩文和中文本的“序言”就可以明了这一点。
  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名著,不同的读者可以有多样的解读,甚至原作者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问题是原作者到了最近又对第二种解读线索表示了“不满”,强调自己的认识回到了当初的写作宗旨上。作为中文本的译者,这使我感到应该对此有所交代,因为我的“译者后记”依据柄谷行人当时对第二种阅读线索的强调,而突出了《起源》一书在解构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上之共谋关系的一面。记得有一位同行朋友在看了那篇“译者后记”之后就曾对我笑曰:原作的意味很是丰富,虽然时有难解而不甚明了的地方,读了你的译后记就觉得问题很是清晰了然了。对于我们不懂原文的中国读者,你的解读可是至关重要呀。我当时没有马上反应过来这朋友的笑谈是在肯定还是否定。现在,读到上引柄谷行人的文章,才恍惚略有领悟。作为译者所提供的一种解读线索说不定会遮蔽原作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呢。
  正因为如此,我在上面特意全文抄译了柄谷行人最近那篇随笔,希望能给中国的读者提供更多的解读《起源》的背景资料。不过,有一个翻译过程中的细节还是应该交代几句。当1999年前后我接受北京朋友的建议,开始与柄谷行人联系此书的中文本翻译事宜时,他就主动建议要把发表于1992年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一文收入中译本。原因是,这篇批评雅克·德里达只局限于西方谈“声音中心主义”而强调在十八世纪的日本也出现过试图摆脱汉字文化压迫的日语声音中心主义的文章,与《起源》一书在内容上有密切联系。今天想来,这篇文章与英译本作者序(1991)的写作同时期,正是柄谷行人参照“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来重读自己的《起源》之时。到了1999年前后建议收此文于中译本,说明他依然期望读者从“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共谋关系”这一阅读线索来理解该书。也因此,有了我那篇中译本“译者后记”。至于他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产生“不满”则是在那之后。
  2000年6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应邀来日本法政大学(柄谷执教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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