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作者:章立凡



  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或许是建设和谐社会工程的组成部分。
  耀邦在世时致力于社会的“平等、宽厚、宽容”,追求社会和谐,但也为推进和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他逝世十六年以来,人们更是日益感到,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和谐了。
  有朋友建议我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至今仍令人无法忘怀的伟大人物。我回答说:纪念的方式多种多样,何必要用文字呢?很多的话是无法用文字发表的,纪念要有评价,谁又有资格来对他作出历史的定评呢?
  耀邦逝世时有讣告和长达4000字的悼词作为评价,十六年来却很少被媒体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恒”,耀邦仍鲜活地生存在人们的心中,历史还无法盖棺。因此,我能谈的只有一点感想。
  记得当年追悼耀邦的时候,悼词中的历史头衔成为颇费踌躇之事。有的老同志主张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最终没有授予这个头衔,仅在悼词的第二段用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不太通顺的话。
  马克思在评价自己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学者而非教主,他的伟大就在于——关注问题重于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需要和谐。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次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耀邦请他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社会,不就是社会的和谐吗?
  胡耀邦主政期间,虽然“阶级斗争为纲”余韵犹存,有些人仍以此作为打人的棍子,但被耀邦尽力制止了。这一时期是百年中国社会少有的相对和谐时期,在结束了十年内乱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之后,人们以相对宽松的心情和蓬勃向上的朝气,重新憧憬共和国创立时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那时无须提倡,社会自有一种和谐气象!
  耀邦刚逝世时,他的长子德平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请大家以“祥和”的心情进行悼念。虽不幸事与愿违,但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词。后来李瑞环先生主持宣传工作时,也提倡社会的祥和。从胡德平呼唤祥和时起,到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十六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回想耀邦时期的和谐,也令人深思为什么“和谐”成了如今需要特别追求的政治目标。
  问题又在于需要告别历史。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规则,否则游戏就玩得不和谐,这个规则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提倡过的民主宪政。蒋介石违背国父遗教,长期搞一党“训政”,坚持个人独裁,结果被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中共推翻,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当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即源于此。
  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新领导人以后,颁布了一部宪法,却没有领导中国走向和谐社会,而是坚持斗争哲学,最终将人民拖入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令宪法蒙尘。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的,无须我多说。
  胡耀邦以顺口溜形式说出的停批邓、平冤案、抓生产这三条,是针对当时社会三大主要矛盾提出的:一是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公正评价,二是对大量冤、假、错案作出乎反,三是发展生产力。这三条对于恢复社会公正,重建民主法制,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后来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最终以执政党决议的方式,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告别“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阶段,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以执政党决议形式做出的政治抉择,尚不等同于宪政意义上的全民意志,仍然需要法理的支撑。为彻底变人治为法治,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早在八十年代就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执政党在宪法的规范内执政。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仍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后果,在胡耀邦逝世十六年来日益凸显。由于权力不受监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某些既得利益者竟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旗帜,变成了公仆擅权。这是对社会公正的颠覆。腐败发展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危险的程度,成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重读胡耀邦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不禁联想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他说:“我们党成立六十多年来,主要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旧世界,推翻三座大山,一件是建设新世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当年数千万先烈流血奋斗牺牲,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振兴中华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不是否定人道主义的社会。如今,理想与现实出现了悖论:历史巨创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辉煌的“政绩工程”背后,闪动着各种群体事件的画面和众多上访者的身影;经济指数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矿难”和种种安全事故。胡耀邦在二十九年前要解决的三大社会矛盾,又在新的层面重新浮现。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和谐社会,我们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
  历史每重复一次,代价就增长一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由拒绝民主宪政的说法,已经鼓噪百年,在某些人心目中,百姓永远是蒙昧的低能儿,需要训导责罚,才能苟活下去。在经历了先进文化多年的教育之后,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民众的觉悟总该有所提高,不该学习了一百年仍是蒙童。
  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言,空洞的历史头衔并不重要。蒙冤逝世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之所以需要总结,是因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人民会用行动书写历史。
  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一块路标,上面写着:“告别历史,或被历史告别。”要赢得未来,必须告别历史。但是——“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