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世界,抑或天下?

作者:孙 曙



  “地球人都知道”,赵本山的这句广告语人们耳熟能详,它暗含了一个身份假设:每个地球人都是世界市场中无差别消费的世界公民。然而,赵本山的东北方言,及其中国底层狂欢文化的象征形象,却与之构成了鲜明的反讽。这句话是当下全球化中后发展国家的最好隐喻,对于工业化才起步的、企图迎头赶上甚至超越现代化国家的穷国而言,这是在话语里想象自己也同样是世界的中心。
  这个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其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也就是说,“世界”成为“知识”是资本主义的发现与需要,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丰盈。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1840年,中国在洋枪洋炮的押解下正式进入这个世界,这也正是中国获得现代性的开始。
  在马克思看来,当时世界已有二种,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二是共产主义的世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想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这两个世界在本质上都有全球化扩张性,它们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争斗,此消彼长,迩来一个半世纪,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在屈辱中被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国,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开始融入这个世界。二十一世纪初,对于已推行市场经济并加入WTO的中国大陆,开始全身心地拥抱全球化,资本主义由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手段向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深入。这用不着赵本山忽悠,地球人都知道。
  
  欧洲的世界:哈贝马斯的欧盟
  
  你会越来越是个世界主义者。苏丹红事件中的你和东京纽约的消费者一样的惊恐义愤,你已陷身在经济全球化中。信息时代的来临更加紧了世界联系,世界越来越真实,真实得如同地球村。打开电视,印度尼西亚的地震,印度洋海啸,让你体验四海一家的世界情怀;鼠标一点,伊拉克人的斩首,巴黎的时装发布会,让你的心理固着成一个世界公民。每一天你都在增加世界体验,淡化民族/国家意识。在资本主义主导着的世界下,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欧洲作为资本主义最早发源并发育成熟的地区,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中心,率先出现了超国家的整合。从欧盟的历史来看,它从欧洲煤钢共同体起步,到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进而发展到成立欧洲共同体,再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盟为目标,欧洲一步步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正好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
  资本主义扩张形成的经济全球化使欧洲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越来越丧失在内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应对危机,对市场的干预需要更大的超国家系统。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超越国家的欧洲经济政治利益的形成,在欧洲实现永久和平的愿望、应对美国的压力等方面又构成了欧盟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从思想的发展看,欧洲各国不断的冲突与战争,使理性主义者不断设计欧洲的统一。如雨果幻想过所有的欧洲国家紧紧融合在一起、康德设想了“世界共和国”、“自由国家联盟”等,直到哈贝马斯等当代思想家都在为欧盟的统一进行知识准备。
  1995年11月,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与德国联邦宪法大法官迪特,格林教授展开争论,争论问题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格林认为欧洲范围内尚未形成同一的公民意志,欧洲人民没有高度同质化地确立起一种民主的意志,就无需欧洲宪法,制定欧洲宪法反而有损民族国家的行为能力,甚至损害主权。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已不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缘、语言、地域等基础上的种族认同,而是一种开放的交往关系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这样一种政治公共领域,体现了民族多元性中的同一性,由此可建立一种跨国的民族认同,欧洲同一自不成问题。这也就是所谓“后民族民主”和“后民族结构”,这两个概念在其1998年6月的一篇报告《后民族结构与民主的未来》中得到深入阐发。哈贝马斯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着眼于地域性的民族国家的制度化形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动态性,必须建立一个跨民族的管理机制,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他把世界内政限制在“一方面是要消灭战争、内战以及国家犯罪,另一方面则是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和世界范围内的风险”(《后民族结构》),他认为这样既有了全球行为能力,又因为对基本秩序功能的限制,就不会形成专制的世界政府,而具有世界公民共同体的性质:能够在民主意见和民主意志形成的基础上使得政治决策合法化并能产生明显效果。在这样的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中,世界公民的团结只能建立在人权所表达的道德普遍主义基础之上。
  1999年4月,科索沃战争爆发,哈贝马斯发表了《兽性与人性——处于法律与道德临界点上的战争》一文,公开支持战争。这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对现实问题的一次解释,也最能反映其理论的现实立场。他用人权政治、用法律和平主义、用世界公民法为北约入侵南联盟奠定正当性合法性。“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出兵的国家这一次只能从国际法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中引出对救援行动的授权。”他认为,鉴于世界公民权机制薄弱的事实,人权政治常常不得不超前以世界公民形态为出发点,科索沃战争意味着国家间的古典国际法向世界公民法演变的一个飞跃。他对其中美国的强权政治和北约的行动既警惕又赞同,说美国虽然是在强权政治的前提下推行人权,但它那种植根于实用主义传统的理想取向,正是我们要感谢的,它使德国在二战战败的同时获得解放、又使正义在现在的南斯拉夫得到伸张。科索沃战争对于德国更具有特殊意义,“随着德国联邦军首次出兵参战,长期忍让克制的时代结束了。”他用“世界公民”形态来使民族国家的独立性隐退。“即使不能到处进行干预:不能帮助库尔德人,不能帮助车臣人……但至少要在自己家门口,在四分五裂的巴尔干半岛进行干预。”但是,北约的自我授权不应成为惯例。这一篇文章是哈贝马斯立足点矛盾的充分暴露,他的大同是基于西方立场和德国利益,从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中引申出来。他对欧洲生活方式的坚持,对欧洲沦为美国附庸的担心增加了他对欧盟国家化愿望的急迫性,他的大同其实是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2003年6月,哈贝马斯与法国哲学泰斗德里达联合署名发表文章,题为《论欧洲复兴——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针对伊拉克战争中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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