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7期

大学的危机

作者:黄 利



  中国高校改革的提出并非一日,众多的举措也相继出台,然而中国的高校教育仍然持续经受着受教育者越来越尖锐的批评。高等教育确实面临危机。然而高校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不是“重塑大学精神”就可以解决?院校合并、教师聘用制度改革、高校扩招这些喧嚣一时的“惊天之举”究竟有何成效?笔者认为,任何教育的出发点均应该落实到学习的基本规律上。本文试图从学习的层次性需求出发,追究中国大学危机的深层次矛盾,提出一些现实的问题,如大学在知识与道德方面的权威性降低、大学教育普遍实用性的降低以及大学教育费用相对廉价优势的丧失等,并对现行高校改革措施作出几点简要评价。
  
  一、学习的变革——高等教育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探究
  
  从根本上而言,中国高等教育的危机来自于学习本身。学习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性活动。这种活动对于人类种族延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人类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对学习予以极大的关注。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学习的空间已经超越了家庭、家族、民族、种族、地域甚至时间的限制,但是迄今为止,学习本身的层次规律尚未引起教育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当前教育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并且在教育哲学的层面上直接导致了大学的危机。要揭示制约着教育体制以及学习本身的层次规律,就必须首先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学习有不同的要求。
  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整个人类生活处于一种简单情境不断重复的状态,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知识和技艺的传承构成了学习的几乎全部内容;知识、技能在家族内部或者通过学徒制一代代得以延续;在一些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古代中国)还出现了类似私塾、公学的机构。这种简单的知识和技艺传承构成了人类学习的第一层次。在这一发展阶段,形成了今天中小学的雏形。
  以欧洲启蒙运动为标志,人类在社会生活、科技、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此相伴,出现了两种趋势:原有知识和技艺迅速失去价值或者迅速为社会共同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艺的种类和数量以几何数量剧增。由此,人类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艺,以便在社会活动中取得优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第二层次学习的需求。第二层次学习的典型特征是要求学习者“学会如何学习”,以此作为第一层次学习的必不可少的补充。这一层次的学习要求学习者不仅要学习知识和技艺,而且更重要的是归纳总结知识和技艺的内在规律,学会将不断产生的新的情况纳入已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没有第二层次的学习,第一层次的学习就会变成“读死书”,无法应付变化的或者新产生的情境。高等教育体系的出现适应了第二层次学习的要求,并且以大学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教育理念和教育机构,即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说,第二层次学习的需求造就并巩固了今天为人类所熟知的、以大学为表征的高等教育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层次的学习完全丧失了存在的空间,大学之前的初等教育仍然在坚定地执行着贯彻第一层次学习任务的任务。
  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数百年里,虽然生活情境复杂化的程度有增无减,但总体而言,人类生活仍然成功地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秩序,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对稳定,学习者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们遇到的偶然事件可以归并入这种或者那种特定的模式。由此决定了第二层次学习的特点就是养成习惯并适用于生活,提高个人的适用能力。大学内专业的设置反映了这一现实:学习者通过系统的学习掌握某一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并同时养成归纳式的思维习惯;这些知识、技能以及思维习惯足够用以保证学习者未来生活工作的需要。
  而当今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处于这个所谓“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选择的世界。套用一个经济学的词汇,这是一个“替代”的社会。在不经意间,人们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高度灵活而同时又极不稳定的世界:每个个体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作,同时也有着无数的“替代性选择”,个体的自由达到了极限,从理论上说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而所处的社会也在时时发生着个体所不能主宰的变化和流动。在中国,这个变化的发生和加速演进是绝大多数个体所不能预见并适应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新一代的学习者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期望像父辈一样靠惯性生活。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在发生变化,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因此,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必须能够在转瞬之间打破思维中原有的模式,利用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件达到自己的目的;个人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其打破固有思维模式的速度(关于这一点已经在无数的商战宝典、MBA教材中被反复论证)。改变常规成了成功的条件,由此产生了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
  第三层次的学习可以称之为“学习打破常规”。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给个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家庭、家族、邻里、部族这些个体赖以依存、获取力量和寻求安慰的传统力量源泉消失殆尽。个体不得不独自面对一个冷冰冰、永恒流动的社会,第二层次的学习已经无法满足个体生存并获得成功的需要。第三层次学习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让我们养成能够把个人零散的、看似支离破碎的生活经验迅速整合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的行为模式,从而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付后现代社会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第三层次学习使个人具有更高的适应能力,并迅速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的核心。
  与第一层次学习到第二层次学习的缓慢转变不同,从第二层次学习到第三层次学习的转变或者说过渡很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学生对这一变化应该有着最深的体会,似乎昨天老师还在教育他们“学会如何学习”的重要性,今天他们就发现,专业与工作的脱离已经司空见惯;按照固有的归纳式思维得出的结论往往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他们能否获得成功,更多地取决于摆脱原有习惯的速度,而不是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艺的速度。灵机一动,迅速抓住机会是高度灵活和高度不稳定社会的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的危机首先是所继承下来的机构以及教育理念的危机。如果说这套机构和理念曾经很好地服务于过去,那么,在应付后现代社会对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方面,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中国的教育界显然感觉到了某种危机的存在,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如果不能从哲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清楚地把握学习本身的需求变化,恐怕很难对中国现行的教育体系进行有效的改革。而我们之所以从大学的危机切入这个问题的关键,正是因为大学处于整个教育体系的制高点,着眼于它对整个教育结构具有的指导意义。
  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对第二层次学习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层次学习的特点在于学习内容的预先设定和规划以及对学习成果的有效监督和检验。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和秩序化,大学的领导者能够比较容易地对社会的种种模式进行分析和把握,并创设相关的专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就是社会高端需求的映射。这一点不难理解,只要考察一下中国高校一窝蜂的开设英语专业、计算机专业、经济法专业等等所谓热门专业就明白了。另一方面,学生能够期望通过在大学里的学习了解社会、掌握进入社会必需的知识和技能,最重要的是,获得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进行理性控制的能力。然而在后现代化社会,人们已经越来越不能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进行合乎标准、合乎习惯的控制,因此,第三层次学习的适应性价值越发重要。无可否认,对于任何一个个体,学习都是为生活所做的准备。从前,大学是能够满足个体第二层次学习的需求,并进而满足个体学习者进入社会的需求的。但是事情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从前学习化学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合理地期待进入本专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公司或者与该领域相关的国家机关;而现在大学专业与所从事职业的脱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不仅仅要满足学习者第二层次学习的需求,更应当首先培养学习者与社会的灵活和不确定相抗衡的能力,培养个人在多元化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培养学习者为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的勇气。
  问题的关键是,上述第三层次学习所要达到的目标能不能在大学中完成。通过对大学教育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学教育本身是具有目的性和格式化特征的:所有的专业/课程设置、学生/教师的招收、成果的评估,等等,一切都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并符合特定的目标。而第三层次学习要求不受预先设计的目标和格式化过程的限制;要求在没有已知模式的情况下建立模式,而这个新的模式本身也要求是开放性的。这是与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特征相悖逆的。中国的大学在提高教育的实用性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如提供尽可能涵盖多学科的选修课程,提供第二学位的学习机会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也许也更成功一些。众多的专业招生不再单纯着眼于学习能力的培养,而着眼于个人品质,如领导力、亲和力、克服困难的毅力等;许多专业如法学的课程设置也开始着意培养学习者的逆向思维能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但是大学的这些做法仍然只能限于提高课程的设计水平和指导者的控制能力,使全部课程在内容上更“科学”。这种“科学”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是不是能够满足学习者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求?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二、中国高校面临的现实危机
  
  如果说大学制度化了的教育过程与第三层次学习的矛盾属于教育哲学这一深层次的危机,那么知识与道德的权威性降低、大学教育普遍实用性的降低和大学教育相对廉价优势的丧失则是大学在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面前进退失据的外在表现,这一点在中国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产生之后的八九百年间,一直是产生促进社会进步和统一性所需要的各种价值的中心,也是培养高等社会技能的唯一的恒久基地。而在后现代社会,支撑大学权威性的基础正在消失。
  所有权威性的降低都有共同的标志:权力的丧失。知识与权力的联姻在人类教育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是最早把知识与社会地位、权力直接挂钩的国家之一,在欧洲仍然把权力与血统、出身和战功绑在一起的时候,中国早已经通过私塾、乡学、县学、国子监和科举考试建立了自己完整而成熟的知识官僚培育体系。然而知识大爆炸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是欧洲的启蒙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人类知识的急剧增加。从大学产生之日起,就一步一步巩固着自己作为人类新知识的中心的地位,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与第二层次学习相适应,个体学习者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各种权威以及这些权威所安排的几乎一切秩序。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发源地和中心,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堡垒。
  然而,互联网动摇了大学作为知识中心的地位。不可否认,是互联网的发展暴露了大学对知识源泉的集体控制现象。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大学控制了几乎全部通往知识源泉的通道。大学的指导者与权力联姻,他们垄断性地决定着专业技巧和知识的标准以及传授方式、速率。现在,这种权力开始从大学里动摇。如果互联网有一天发展到任何人都可以同样接触到知识和技能的最前沿,大学在知识和技能传承上的垄断地位或许将不能再继续维持。
  同时,大学作为知识与道德象征的形象正在崩溃。大众媒体将这块最不易沾上恶名的圣地的致命缺陷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学阀、师德败坏和学生的“堕落”令人们不再以崇敬的目光看待大学里的人,大学的危机不是就隐现在其中吗?
  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普遍实用性的降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课程无法满足第三层次学习这一缺陷,使大学无力应对现实的变化。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导致任何知识和技能的实用期限大大缩短。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知识和技能失去其有用性的时间比通过大学学习获得它们的时间还要短。计算机系的学生发现,大学一年级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转年就已经落伍。在几乎每一所大学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