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9期

一位未发生应有作用的思想家——顾准

作者:张桂华



  
  一
  
  顾准,一位未发生应有作用的思想家。
  这是六年前,我读完《顾准文集》后立刻涌出的想法。
  可面对着好评如潮、赞誉蜂起,就有点迷惑:自己没把握顾准思想的基本脉络?或者,《顾准文集》出版曲折,还有更精彩篇章尚未收进去?当时就没敢贸然公开自己的想法。
  六年时间过去了。
  顾准遗作没有再发现,除了一部日记。日记我看了片断,曾见一文介绍,说其中多隐讳未见精彩云云,我也有同感。这是可想而知的,以顾准身份,在那个年代,又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怎会有完整思想记下呢?而对顾准的评价,却是越来越高并逐渐定型,最极端的是认为,近代或上世纪最出色的思想家就只两位,鲁迅和顾准。可我看来看去,除当时的论定外并无什么新解。现在,集中赞誉的潮头已过已渐趋平歇,再来谈自己的看法,想必不会被误以为是故唱反调。
  
  二
  
  首先表明我对顾准的认识。
  我认为:顾准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如果从其所达到的思考深度来说,也算是个出色的思想家。这一点,我与其他赞誉者的评价,本质上没有不同,至多在程度上有所差异。
  从《顾准文集》可知,顾准的学问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经济学及会计学,古希腊罗马史,中国先秦思想,以及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济学可看作顾准的本行。顾准虽不是科班出身,不曾放洋留学,学历只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但他聪颖勤奋,在早年读会计学教会计学时已显出这方面才能,十九岁即出版了《银行会计》专著,以后又完成会计学著作多部,以至中国现代会计学创始人潘序伦欲将其视为传人。正由于有这样的专业知识,顾准以后参加革命、担任负责干部主要也就在经济财税部门,五十年代中期以“戴罪之身”到最高经济研究机构——经济研究所,自然也因为有如此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的背景。
  顾准的经济学知识广博,见解高明,他很早就认识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孙冶方五十年代提出价值规律问题就是得到了他的“提醒”。到七十年代,他已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有别于马克思、列宁论断的新发展和新动向。
  不过,单凭这些,顾准只是个出色的学者,谈不上思想家,连经济思想家都难说得上。学者与思想家的区别就在于:学者,即使是出色的学者,无论其学术研究达到怎样的水准,影响一般只限于专业领域;而对于思想家来说,无论其专长是什么,其影响一定是超越专业领域而广及于整个社会的。顾准的经济学思想以及会计学著作,其影响仅在专业圈子内,因此,决定顾准思想家地位的,就不是他的经济学知识和见解,而是其他。
  顾准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历史,集中于古希腊罗马史和中国先秦思想,更有成就的是前者,有专著《希腊城邦制度》可证。将此书与《顾准文集》中其他相关文章联系起来看就清楚了,顾准许多思想都是经此研究得出的,他可说是“言必称希腊”,并时时处处与中国古史作比较研究,不但从中取材,而且由此立论。正如单行本“出版说明”所言,顾虽不是史学家,却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这些对照古希腊史提出的见解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别于西方的特殊,中国古代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的奴隶社会阶段,中国近代即便没有西方强行入侵也难以自然发展出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顾准另辟蹊径、推倒陈说而创的新解,令人耳目一新。以非史家身份而达到如此专业成就,顾准的探索精神和研究功力令人赞服。不过,这仍然是出色学者的工作,所以“重视”的也只是“史学界”专业人士。
  真正使顾准达到思想家高度的工作,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这其实是顾准所有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经济研究、中外古代史比较研究,都可统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名下。
  顾准非史家实在也无意成为史家,他之研究古希腊罗马史,是为追寻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延伸和旁及,是为此所作的准备和铺垫。而顾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他是“论从史出”派,持“古为今用”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就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社会实际的思想路线,顾准所有研究工作的指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矛盾和正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
  只是在这里,顾准获得了极高的成就,使他真正达到了思想家的高度。他的深邃精细的分析,明确锋利的批判,撇开末节,直达其要害之处,发人深省,自己大彻大悟后也令人大彻大悟。他明确指明了传统经典的唯理论和目的论性质,指明了唯理论、目的论的虚妄和偏执,指明了终极目标的不必,寻求真理可靠的唯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经验主义等等,凡此种种,也就在思想路线上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规划了方向。方向在哪里?那就是: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当下,那就是从传统的教条主义转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统一。
  
  三
  
  遗憾的是,顾准思考发生在1973、1974年,可其思想为公众所全面了解,却已是二十年以后了。
  这二十年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剧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推进市场化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理论方面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虽不能胡乱夸张一天等于二十年,但二十年确是一整个历史时期了。间隔如此长的一个时间差,当顾准思想为我们所全面了解时,不知该庆幸还是悲哀,顾准思想对我们,却已不新鲜了。不新鲜,不在顾准的经济学、古代史研究,而在顾准最重要的理论贡献,那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
  这里的“我们”,是指我以及周围朋友,是指或多或少在从事理论研究、读点书写点文章的或学者或文人。
  为何不新鲜?二十年的时间差。
  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从思想家个人的发明发现,历二十年时间才公之于众,未必不新鲜,但对顾准思想而言,确是事实。因为顾准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都在试图解决的问题;因为在这期间,我们已从其他途径了解、认识和掌握了不是来自顾准的“顾准思想”,实事求是地说,我们通过学习研究探索以及亲身的社会实践,自我经历并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过渡。
  二十年时间,事情太多,学习的东西也太多,无必要详细谈,一一对照也太烦琐,我仅就记忆所及,以个人经验为限,随便举一些书名(限于理论学术)吧,这也许可大略窥见如我辈人的思想发展线索。
  七十年代末读的是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八十年代初眼界开阔,读到了苏联改革的理论。随着国门逐步打开,西方学术理论著作大量译进,眼界由此大开。萨缪尔森《经济学》、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使人想到了经济之后的更深层问题。国内“文化热”以及国内学人哲学探索著作的风行,已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在我个人,此前读了一本台湾出的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虽然国内在六十年代就有译本,但那是供高级干部少数人所用,一般人是闻所未闻。台湾译本不太好读,但当时的阅读冲动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为此,近年出的中国社科院出版社译本也买来再读过。因哈的台湾译本关系,当时又找来哈耶克访台时要求见面的殷海光的书来读。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在我看来是最全面深刻论述中国文化的著作,若不管什么原创性,让我举一百年来中国最好的思想家和理论著作,我举殷海光和《中国文化的展望》。当年我尽所能地将殷海光的著作文章都搜罗来通读,包括他的逻辑学,包括他早年在内地时撰写的各类文章。再以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就读波普尔了,读他的科学方法论,读他的《历史决定论的破产》。波的《开放社会的敌人》却迟迟不见译进,最终山西高教出版社总算译了,却只有一部,全译本是直到前几年才由中国社科院出版社译出。波普尔其实并没多少原创性,他的证伪说只是休谟归纳法问题的肯定式表达。这样,由波普尔我再回到以前读过的莱辛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再由此回到更远的培根、洛克和休谟,回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逻辑经验主义那里。要知道,在许多科学哲学家眼里,黑格尔是头脑不清、表达混乱的,几乎不值得予以认真评论的……
  这段回顾可能已经过长,但决不算是概括完全的,实在说,在我同辈人中,谁当时没有读过几十上百本呢?我算是读得少的。这段回顾只是为了说明,我们这些人的思想发展其来有自;是为了证明,不说其他,仅仅读过了这些书,再稍稍动过脑筋的人,再读顾准,顾准思想还可能是新鲜的吗?
  
  四
  
  这里,再提出一个“不新鲜”的佐证。
  王元化在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是《顾准文集》的后半部分,也是最集中体现顾准思想的文章结集,《顾准文集》在内地公开出版前两年,此书曾在香港单独出版过,可惜内地一般读者不知道)所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王元化是严谨的学者,他这个“十年”差距不是随便说说的。《顾准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与其弟陈敏之的通信,时间是1973、1974年。十年之差,那么,王元化达到顾准的思想水准也就是1983、1984年。王元化的序写在1989年2月,“十年”之后的又五六年过去了,王元化早已达到了顾准当年的思想水平,认识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必要和可能了。
  因此之故,王元化在序文的第二段如此写道:“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从本书得到的教益,我想举出下面一些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
  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呢?学术问题,所以叫作“题目”。即使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在王元化此时看来,也只限于“题目”的意义而与其余学术问题并列。王元化认为《顾准文集》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可读出的,只是它的学术价值。
  为什么不具体阐发一下顾准思想?
  我想,这不是出于谨慎或是其他,而是顾准思想的核心问题在王元化此时,已不成其为问题矣!
  王元化晚顾准思想十年,我们,就假以十五年时间吧,那在八十年代末也就达到了顾准的思想所探索过的境界了。而且,更不能忘掉的是,我们已置身于一个与顾准生前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之中。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后,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实际已开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进程了。
  
  五
  
  不新鲜,当然并不减少我们对于顾准的赞佩,不会减弱我们对于顾准思想的评价。不新鲜,在于顾准思想被埋没耽搁了二十年,才得以被我们知晓。若换一个方向往回想,二十年之前,在大多数人还在迷信迷惘、少数先觉者刚在思考探索,而顾准却已经独力完成了顾准思想。
  这里,再引两段王元化的序中话:“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烧燃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
  这说明,顾准能完成顾准思想,达到如此境界,不仅在于他的高明眼光和卓越见识,还在于他的高尚品质和人格,在于他的崇高理想,在于他所崇奉的马克思式的“为人类服务”的高远理想。这我们就不仅是钦佩,而且要加以深深的敬重了。可钦佩敬重之余,却是无尽的痛惜和遗憾。
  痛惜的是,顾准过早地离开人世,与他在恶劣环境下长时期不懈工作以至身患绝症,应不无关系吧?遗憾的是,顾准付出如此代价所完成的卓越思想,却不曾发生本应发生的历史作用。
  今天,许多人对顾准的高尚人格和独立研究精神加以很高的赞誉,这无疑是应该的。但这仍然不会改变顾准思想没发生应有作用的事实。对一个思想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看其思想的独创性和所发生的社会作用,其他都是余事。顾准不是一个未完成自己工作的思想家,也不是让人惋惜的早夭天才,而是已成型的杰出思想家,可却是个被埋没了二十年、因而多少失去了时效的思想家。可以设想,如果顾准的思想能及时为社会所认识,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那可省却以后多少人的暗中摸索?用时间量化的话,至少可提前五年开始我们的思想解放。
  真令人要仰天长叹,顾准思想本该发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事实上却没有发生;其“先知”般的思想没有对社会发生应有的巨大作用。这岂止是顾准本人的不幸,更是我们社会的损失!
  
  六
  
  一位年轻朋友对我这番见解持有异议。他认为,顾准思想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启迪,他们就是读《顾准文集》才懂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因此就仍然是新鲜的。不新鲜即便对我们这辈人是事实,在他们则未必,言下之意,我这番见解实是多余。
  有年龄差距,再加以个别交谈,我无法比如说像上面那样给他列书单,我知道列了他也不会读,可能也没必要读。我只能试着给他打比方:
  首先,未发生应有作用的说法取的是进行时态,说的是一个过程。当人们处于迷雾之中,在努力寻求一条前行的路途时,有人发现了,树起了一个灯塔,可发出的光却遮没不彰,大家看不见。当以后各种光线开始从四处发射,已能照见前行的路时,大家这才发现(不是它照亮众人寻路,反是众人要去发现它),路口原来已树立有一个灯塔。先行者未曾依靠此灯塔行路,后来人自然也不必依靠此灯塔,但当然也不妨借助此灯塔指引前行。
  其次,世上的道理真正原创性的极少,大多是处于交叉、融合、包含以及不断完善和集成的状态,虽然要追根溯源还是可一一道明其来源和出处,但除非研究者,一般人不会有兴趣也没必要这么做。今天学习物理学,不必去分辨哪些来自亚里士多德,哪些来自牛顿,只管随便取一本后人编撰完全的物理学教科书,都可入门。
  我不喜欢讲道理时用比喻,可对这位年轻朋友,我只能用比喻,不知他是否能多少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不过,我想,不用这些比喻,管它什么原创还是融合、新鲜还是集成、二十年不二十年,统统抛开这一切,现在许多人读顾准,并因读顾准而发生了观念变化、思想革命,这不就是大好事!这不就是思想对现实的功用!顾准地下有知,应可弥补一点遗憾,感到欣慰的吧!
  
  七
  
  对顾准和顾准思想,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研究,只要这些角度是不虚妄、有意义的。就我本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顾准的思想历程,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心路历程,随个人遭遇变化而发生的具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过程。
  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是一个行践所谓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自己不会想到、也决不会同意这种比附的。
  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低级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像他这样经历的,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是具典型意义的。这我们只要看看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党内和政府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出身,就可明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除了极少数农工出身的,可说大多是这些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在各级领导的位置上。顾准在资历上属于第二代,地位上属第二层级,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如其在这条道上顺利走下去,日后拔擢为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应是可待之事。然而,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
  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却遭贬黜被逐出权要部门继而再逐出革命队伍,自然是令人丧气的事,这成了顾准“从理想走向经验”的现实人生条件。不过,身份发生变化,还只是条件和可能性之一,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有过一些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却不曾达到顾准思想那样的清晰、深刻。这里还需要有其他条件。这些条件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比如刻苦研究、独立探索等等,但我认为必得加上的一条是:顾准对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从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断,而且表现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决绝!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但既已认识,就再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各种迷思,同时也解剖自我,但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
  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顾准不同于哈耶克、殷海光,只凭理智不涉及感情问题。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他们是较单纯的学者文人,可以从理念到理念,谈不上有激情牵绊在其中。而对顾准,则不然。
  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如早年顾准者,他们不但顺势,且是造势者、弄潮儿,他们不惟受理想感召,而且将其作为“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起的为民族为国家的神圣使命,他们在革命之中是浑然忘我、全身心投入的。
  可当事业成就之后,在发生了一些背离当初理想的事情时,像顾准这样头脑清醒的纯情革命者就不免痛苦。随着必定是孤独的探索前行,一切正未明将明时,他们感情上的痛苦和绝望也就达到了顶点。这不是简单如局外人想象的那样,只是理念的转瞬之间,在顾准,那是要与过去的自我告别,犹如灵魂在旷野中奔走呼号,其过程的惨痛煎熬直似生生撕扯下自己的皮肉!奋斗、牺牲为理想献身的往日,与小人奸人庸人的叹息冷嘲和高蹈远举的当时,在撕扯痛苦而清醒的人,这里只要稍一犹疑,头脑也就随之轰悔。眼看着有多少人,努力再努力,终没跨过这道最后的门槛,但顾准终于走过来了!
  我所敬佩的,就是这一位性情中的顾准!
  这是一篇大文章,是一篇需要赶紧做的大文章,时光流逝,年轻一辈的心灵已越来越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