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9期

《回到马克思》的后现代“答问”

作者:彰 良



  近两年来,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引发了学术圈内相当热烈的讨论,有赞同的,有质疑的,也有反对的,其景象是近十年来所罕见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反对者中,既有张一兵师长辈的宿耆,也有他平辈论交的朋友。两辈已经有了很深代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居然能就如此前沿的问题达成某种共识,这不能不让人有所思考。无论是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还是在研讨会的发言中,反对者们都表示自己并不反对“回到马克思”,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到哪里去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解释世界的书斋学问,它以改变世界为己任。如果我们一味地关注马克思本人的所言所思,那么,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面对当下的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怎样才能成功呢?在《回到马克思》和后续的自我辩护材料中,张一兵反复申明,他不是要搞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但不管怎样,在他的历史现象学的期待视域中,两个基本的“现实”——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欧美的后现代,确实是“缺席”、不在场的。如果张一兵不在这两个问题上有所交代,对他的各种批评想来是不会销声匿迹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自不必说,但马克思主义是否要关注后现代,对于这个问题,老先生们肯定是要有所保留的。因为对很多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模式中成长起来的老先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非马克思主义。可这些老先生显然忘记了一点: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及其消亡这一“时代”,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精华”,马克思主义必须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理论家,较之于他的前辈,张一兵更多、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从《回到马克思》的行文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很大程度上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但张一兵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回到马克思》会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译本同年出版,从而直接遭遇“后现代”,并由此构成某种答问关系。
  首先是应当怎样看待“后现代”。对于后现代这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能源危机之后逐步浮现的新的历史时代,西方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德里达本人对于社会现实原本是三缄其口,故作高深状,使人觉得他似乎赞同利奥塔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之后的时代。《马克思的幽灵》让我们大吃—惊,原来他居然还是马克思的继承人,这个时代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幽灵化幻影!张一兵没有幽灵学,但有“历史现象学”,当他把资本描述成一个能不断分化、变形的“原一”的时候,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并不就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只是流淌着血泪和罪恶,而是像孙大圣那样,有诸般变化。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张一兵是否赞同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认为后现代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与“多”问题。虽然只有一个马克思,但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马克思,这也就是德里达要在幽灵后加复数的原因。《回到马克思》让很多同行感到不痛快、甚至是愤怒的地方,就在于它仿佛宣称自己拥有真正的马克思,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伪造、赝品。如果张一兵真的这么想,那就太可怕了。好在张一兵从不隐瞒自己的成长历程,这样我们也就发现,他一贯反对的只是那种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哲学”,他所要回到的只是马克思的“科学的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曾说,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既然如此,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去分析、解决不同的问题,从而得出的不同的“主义”,自然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唯一的前提是,这个方法得是马克思的,而非什么高克思、俞克思的。
  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民族性问题。当黑格尔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时候,他自然是欧洲中心论的。而当德里达说马克思是复数的时候,他显然已经解构了前者的中心论,赋予各个文化区域以平等的地位。作为一个中国人,张一兵自然明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正是因为它与中国的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必须是民族的,我们必须建构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古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回到马克思是为了陶铸面对现实的理论武器,那么,这比随便拿着一把钝刀就匆忙上山,显然要更加明智。但是,如果张一兵总是在磨刀而不去砍柴,那么,哪怕刀子再锐利,他也只是一个“智叟”。我们认为张一兵是愚公而非智叟,但真相究竟怎样,这完全取决于张一兵本人今后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