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5期

墅河岸上有座索尔任尼琴的别

作者:闻一



  在1998年4月那场几乎是百年不遇的大雪后,我和别嘉来到了莫斯科东北部的“银色松树林”别墅区。远在沙皇时期,这里就是皇家别墅。这银色松树林的名称就是叶拉捷林娜女皇给起的。在苏联时期,这里是国家最高级党政领导人的别墅区。现在,历史上的人物早已烟消云散,新的权贵粉墨登场,成了这里的主人。
  别嘉说:“瞧!那里有一处别墅,你瞧见了吗?据说那是索尔任尼琴的。”
  我问他:“为什么是据说呢?”
  别嘉耸了耸肩说:“我没有去过。我也从没有在附近见过索尔任尼琴!”
  索尔任尼琴的别墅实际上是处木头房子,远远看去,它和许多莫斯科人所拥有的“木头房子”并没有两样。中心的木头房子是本色木头建造的,看起来是个两层的小楼,那高高的人字形的屋顶下显然还有个阁楼。从二层的窗户来判断,这小楼的面积是相当大的。它的一边是密密的树林,另一边就是那个有着蓝色圆顶的教堂所在地。
  索尔任尼琴的别墅就是在这教堂和俄罗斯特有的高树大林的中央。除了别嘉的这番话,我虽然别无证据,但我却相信这确是索尔任尼琴的“木头小房子”。因为这地方虽不远离城市,但又闹中求静,索尔任尼琴在这里可以从他那个特殊的角度观察人世,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心态审时度势。而更重要的是,这森林的幽深,这教堂的宁静和神秘对于索尔任尼琴的孤独和隔绝于世是个难得的地方。
  我看这木头房子,不知怎地竟然想起了索尔任尼琴似乎有个特别的嗜好——喜欢在无人的广漠田野上有一处自己的小木屋,它总在森林和教堂之间。在科克捷列克、索洛特恰和伊斯契亚河罗日杰斯特沃村,他都生活在这种简陋的、自古以来俄罗斯农民就居住的小木屋里。
  科克捷列克是哈萨克江布尔州的一个小山村,位于沙漠的边缘。它是索尔任尼琴在劳改营中服刑8年期满后“自由”生活的第一个地方。但他走出了劳改营,却没有走出禁锢他的思想和意志的囹圄。他从一个监狱中的囚犯变成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失去自由的人——一个回不了故乡、去不了其他地方的“永久流放移民”。科克捷列克这个村庄的名称很好听,意思是“绿色的白杨”。而这里事实上却是个荒僻、贫穷、闭塞的地方。哈萨克的许多这样的山村都是苏联当局流放(说得好听点是移民)“不听话的少数民族”、“富农”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最佳场所。这是些可以像狗那样残喘着,却不能像人那样自由呼吸的荒无人烟的地方。被流放者来到这里就得认命,否则,即使敢于向这囹圄冲击,那千里黄沙就会断绝人的一切幻想和梦境。
  1953年2月,索尔任尼琴来到了这个地方,买了一个小木屋。他有个同样是被流放到这里的医生夫妇作邻居,然而经常和他作伴,并陪他消遣光阴的却是医生家的那条德国大牧羊犬。这时,他显然不敢奢望有一天会走出这新的牢笼。8年来的劳改营生活已经养就了他的沉默寡言、隔绝孤独的性格。在这里,就像在劳改营那样,他的思绪依然是有关当局对他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对这种不公正和产生了这种不公正制度的思考。他在这个简陋的木屋里开始悄悄地、秘密地记载下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与其说是文学性质的,不如说是政治性质的。写累了,他就从小木屋的窗口眺望远处的一排排稀疏的“绿色的白杨”,要不就坐在门口向更远处张望,越过大山大水,那里有他的故乡;或者走上小木屋旁的土丘上,在那里低头沉思,让劳改营的痛苦和惨烈的一幕幕滚过旷野、滚过“绿色的白杨”、滚过自己的脑际。政治上的抑郁、离群索居的苦闷都使他的嘴角越来越往下撇、脸越沉越长,渐渐地铸就了那张后来世人所熟悉的充满仇恨和复仇渴望的面容。
  关于这第一座小木屋和他在其中的感受,索尔任尼琴自己写过:“他就这样被束缚在这块一会儿燥热难忍一会儿大风骤起的贫穷旷野上,在这里,静悄悄的阴霾天气令人想歇一会儿,下雨就是过节,看来,他已经完全认命,他在这里将生活到死去。”从这些话里,不难发现走出了牢狱的索尔任尼琴仍在思想上走不出劳改营的阴霾和认命。这种阴霾天气好休息,下雨就是过节的话语不也正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主人公舒霍夫的心境和感觉?
  索尔任尼琴在这个小木屋中确实等到了死亡,然而这死亡并不是他的,而是斯大林的。接着,这个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在那个急速变化时代的瞬间等于就是把斯大林送上了审判台。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顷刻间都失去了固定了几十年的格局和位置,一切都在受到重新的审视和对待。而在这个变革和反转中,最重要的和最具决定意义的进程就是对被斯大林镇压掉的人物的平反恢复名誉,就是让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劳改营中的“囚犯”们获得自由。
  这种进程既有贝利亚的别有他图的献策,也有赫鲁晓夫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宽容。当然,这一切的实情在当时那些被恢复名誉的人是不知道的,即使是现在被人们赞为有先见之明的索尔任尼琴也是不明真相的。1956年2月6日,苏联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给索尔任尼琴恢复名誉。索尔任尼琴被派到梁赞附近的小村庄当学校的物理教师,于是,他离开了生活了3年的这座小木屋。在梁赞的米里采沃村又租了间小木屋,继续他在“绿色的白杨”中的回忆与思考。
  尽管他有了稳定的工作,尽管他和离异了的妻子又重新生活在一起,但他的心思不在孩子们身上,他的感情也不在从中学时代就热恋的妻子身上,他只生活在过去,圈在自己的这个几乎同样与世隔绝的小木屋里,开始秘密地创作小说《第一圈》。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监狱研究所”,这个创作题材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些受惩罚的不是普通的人,而是被当局定为有罪的“异类”科学家。这样的“监狱研究所”,或称之为“棚屋研究所”在苏联30年代和卫国战争期间是大量存在的,许多知名的科学家,如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和火箭专家科罗廖夫等都在这种“棚屋研究所”中默默无闻地工作过。索尔任尼琴着眼于这种题材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实际上也是他的经历和生活。这样的生活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给他公正,即使现在他被恢复名誉了,他还是要顽强地叙述这种不公正和寻找他和他们的公正。此外,他还在写些别的东西,但所有的一切都和这个不公正有关。
  他在这个无人知晓的小木屋中,艰苦地写作到1959年。事实上,在这三年中,他只有自己的小木屋和自己的思绪,尽管他奋笔疾书,但他毕竟对周围的世界知之甚少,而他周围的世界却变化很大。在这期间,赫鲁晓夫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搞掉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接着在十月全会上又撤掉了曾经在反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中全力支持过他的朱可夫将军。到1959年时,赫鲁晓夫的权力已经很稳固,权势已经炙手可热。以平反恢复名誉为中心的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运动也进入到了热火朝天的阶段,但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而在这一时期中,意识形态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事恐怕就是索尔任尼琴结束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写作。关于这件事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它对苏联和整个世界的影响,索尔任尼琴是没有估计到的。这时的索尔任尼琴还无人所知,他的价值还没有通过他的作品表现出来。
  然而,苏联政治局势的“解冻”却注定了要有一个或一些这样的人来为这种进程作出阐述和注释,赫鲁晓夫也需要有人来为他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提供更为形象的、更为深刻的、更为触目惊心的佐证材料。虽然有了爱伦堡的《解冻》,虽然有了特瓦尔朵夫斯基的一些诗作,虽然有了其他人的作品,但还不够,还没有一个亲身受过斯大林个人崇拜之苦的人把过去的一切都诉诸文字。于是,命运就落到了已经写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索尔任尼琴的身上。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过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终于在1962年问世,它刊印在特瓦尔朵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上。索尔任尼琴创造的伊凡终于带着他的创造者离开了梁赞小村庄的小木屋,但他却来到了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赫鲁晓夫的恩宠和反复无常、政治界的阴阴晴晴、朋友的热情和嘉奖、反对者的指责和抨击都是他不习惯的,他感到身不由己,难以在生活的急流中把握自己。于是,他再次退缩到了他生活和圉居了20年的小木屋中去了。
  尽管《新世界》发表了他的作品,但他的更多的作品却不得不在地下出版物中见诸于世。不管他自己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作为一个他在《第一圈》中所描写的那些离经叛道者的同类而渐渐地享有越来越大的声誉。他躲进了梁赞附近的小城——索洛特恰加工《第一圈》,并创作注定了在苏联体制下要惊世骇俗的《古拉格群岛》。
  1964年,他又在莫斯科西南的小村庄伊斯契亚河罗日杰斯特沃买了一处小木屋,准备在更宁静的环境中回忆过去、讲述苦难和不公正。然而,命运之神没有更好地光顾他。他得以回忆过去、讲述苦难和不公正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赫鲁晓夫于10月被自己信任的学生和战友推翻下了台。那种维护斯大林的声誉和把苏联过去的一切都说得完美无缺的时代来临了。渴望以传统和历史来保护和强大自己的新的执政者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再成为他的保护人,河边的、森林中、旷野上的孤独小木屋再次成为索尔任尼琴的真正避难所。他不得不展转于这几个小木屋之间从事他的秘密写作活动,而他的作品和声音就不得不主要通过地下出版物和外国出版社来出版。于是,一个坚定的反斯大林、反斯大林制度的索尔任尼琴,一个无疑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出现于苏联国内和全世界。
  索尔任尼琴困居于小木屋,但他的声誉却飞出了小木屋。诺贝尔奖金的授予是索尔任尼琴生活中的大事和转折,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世界对索尔任尼琴文学才华的承认和肯定,然而他们无疑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索尔任尼琴的文学是奠基并植根于对斯大林的镇压和苏联“劳改”制度的揭露上的。西方对他的火一般的热情和欢迎、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肯定和授予都和这个政治因素密不可分。在那个岁月,若是没有这种政治因素,若是没有勃列日涅夫的政治上的“回归”,索尔任尼琴即使再有文学才华也大概是不会被西方世界所承认和赞许有加的。既然如此,索尔任尼琴自然就不能再容于勃列日涅夫的“回归”的时代,诺贝尔奖金的授予导致他被放逐出国就是必然的事。
  1974年2月12日,索尔任尼琴在突然被捕后的24小时被放逐出国。这是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并作出正式决议后的公开的政治行动。这一行动的象征和警告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对西方来说,它意味着苏联不会继续“解冻”的自由道路,而对国内来说,“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大逆不道的背叛行为。
  自此之后的20年中,索尔任尼琴侨居国外。尽管他又写了许多的佳品,有了《红轮》、《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这样的史诗和历史小说,尽管他的文集出到了第十二卷,但他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全世界毕竟是以《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闻名于世的。20年来,他离开了自己习惯和喜爱的小木屋。应该说,他生活的基础——俄罗斯小木屋的孤独和教堂的神秘不存在了,因此他对这片土地上的不公正的指责和对公正的期待也就没有什么依附了。也许,可以这样说,这20年中索尔任尼琴远离了俄罗斯,俄罗斯也淡薄了索尔任尼琴。
  20年来,索尔任尼琴赢得了许多,但也错过了许多。西方有许多的光荣和桂冠,但也有许多的沉重和负担。他赢得的并不能使他安心,而失去的却使他彷徨和踌躇。孕育了他,并成就了他的以平反和恢复名誉为中心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代早已过去,该平反恢复名誉的早就平反恢复了名誉,那些尚该平反和恢复名誉的事也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激情。人们对镇压、大清洗之类事情的愤怒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不再是生活的惟一的、主要的内容。人们有了新的焦虑、新的不安、新的期待。而这时,索尔任尼琴却返回祖国了,那是1994年5月。尽管这时他诅咒过的苏联已不复存在,尽管邀请他回来的也曾是共产党人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尽管他一进入国土海参崴就受到狂热的欢迎,并且花两个月的时间像胜利者那样横穿俄罗斯全境回到首都莫斯科。
  但这个祖国已不是20年前的祖国,他不能不感到陌生。也许,这感觉和他当年走出劳改营,圉居在“绿色的白杨树”的小木屋中的感觉没有什么两样。人们对平反恢复名誉不感兴趣了,而他自己又不熟悉这个他如此怀念的身生之邦。他要寻找自己的新的小木屋,他需要自己的新的“绿色的白杨树”,他需要新的白桦树林中的宁静和古老教堂的神秘。他不能不沉默。
  因此,我绝对相信,别嘉指给我看的这高居在莫斯科河岸上的小木屋肯定是他的新的隐蔽之所。也许,在俄罗斯,索尔任尼琴还不止这一处小木屋,他应该还有自己的深处的小村庄和自己孤独的小木屋。许多人都对他的沉默表示关注和不安,而我却很能理解。他孤独了多年的话语不是都说完了吗?他思考了多年的不公正不是有了个结果了吗?他的凄惨的一生不是有了足够的补偿了吗?也许,沉默是他最好的出路,因为他除了往昔的俄罗斯和生活中的不公正,他对这个现实的俄罗斯又能知道多少呢?
  当我面对这座小木屋时,我竟然想到,索尔任尼琴虽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却是作为政论家或者是政治演说家而存活和闻名于世的。他自己毕竟也说过这样坦率的话:“当然,政治激情对于我而言是与生俱来的,但它在我身上毕竟是次于文学的,是低于文学的。如果在我们不幸的祖国不曾有那么多的社会活动家被毁灭,那么,物理、数学家们便不会去搞社会学,而诗人则不会去进行演说——我也许会至今一直留在文学的圈子里。”
  1998年是索尔任尼琴的八十华诞。莫斯科市给了他极大的荣誉,曾经邀请他回国的叶利钦给他颁发圣安德烈勋章。他拒绝了勋章,拒绝了政府的荣誉。从而也就拒绝了和现在的政府合作。不合作,这就是索尔任尼琴终身不变的原则。他的劳改营生活、他在小木屋中的孤独和忧郁、他对俄罗斯森林和教堂神秘的崇敬和默守,他在思考和创作中的自由和信仰,都决定了他将永远是个不合作者、持不同政见者。不管俄罗斯将来的政府是个什么样子,我想他是绝不会采取合作态度的。如果他合作了,他就不是索尔任尼琴了,他就不会去“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道德力量”了。
  白雪映照下的索尔任尼琴的小木屋漂亮极了。那是一种寂静的漂亮、孤独的漂亮、忧郁的漂亮、从不合作的漂亮。它会是索尔任尼琴的最后隐归地吗?在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八十高龄时,我写下这些话会是对他的亵读吗?不过,我只是想说,所有天才,即使是像索尔任尼琴这样获得诺贝尔奖的天才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现在这个一切国家、一切阶级、一切党派、一切人都承认的诺贝尔奖并不意味着就是一切;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并不就是神圣的先知先觉,有人说索尔任尼琴会预言俄罗斯的未来,但我不信,有人说索尔任尼琴和托尔斯泰等同,我也有怀疑。索尔任尼琴是个已经被写进历史的人,也许他是伟大的,后人也不会忘了他。可我总觉得,索尔任尼琴和托尔斯泰不是同一条线上的人,伟人和伟人之间毕竟还会是有差异的。
  但愿莫斯科河岸上的小木屋会说话,会把一个沉默的索尔任尼琴的内心世界告诉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