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5期

《孙承宗传》读后

作者:陈梧桐



  余三乐同志的《孙承宗传》,即将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作者同我认识有年,嘱我为之作序,使我有幸得以先读为快。
  80年代初,余三乐同志曾潜心研究明末的抗清名将与民族英雄袁崇焕,不仅与阎崇年同志一起搜集、整理、编纂了《袁崇焕资料集录》,还写出几篇学术论文和传记作品《抗清名将袁崇焕》。在研究过程中,余三乐同志发现,袁崇焕之宁远、宁锦两捷固然悲壮英勇,但他毕竟是孙承宗的学生和晚辈,他的主要军事思想是从他的老师和上级孙承宗那里继承来的,他赖以取胜的一切物质条件也都是孙承宗为他准备的,然而近人对他的评价却远远高于孙承宗,这实在有欠公平。余三乐同志决定为孙承宗撰写一部传记,将他在抗击后金(清)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思想、才能和成就,将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壮烈殉国的高尚气节昭示于世人。
  为孙承宗写作传记,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如何看待当时的抗清斗争问题。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汉族和满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在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是兄弟阋墙,没有什么是非之分,甚至认为清取代明并进而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强调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否定明朝和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毫无疑问,汉族和满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在历史上发生的战争,都属于中国内部民族战争,但这不等于说他们之间就没有是非之分。明清之间的战争,原是由于明朝统治者对建州女真实行民族压迫、阻挠女真的统一引起的。建州女真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率领女真人民起而抗争,统一女真,建后金国,这是正义的行动,应予肯定。但是,在萨尔浒战役之后,明朝压迫和控制女真的政策已彻底宣告破产,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后金却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不仅攻占辽沈地区,破坏那里的封建经济,强制推行其奴隶制生产方式,残酷屠杀拒不投降的汉人,将他们的土地分给女真八旗的官兵或编入八旗庄屯,把汉人分给八旗官兵为奴,或编户纳入旗下牛录,充当八旗贝勒的奴仆,为之耕种土地,并强迫他们剃发易制,实行民族同化。皇太极继位后,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清,更是向明朝发动大规模进攻,甚至多次深入到长城以内,大肆烧杀掳掠,将大批汉人掳去关外为奴,并将满族的风俗习惯更广泛地推行于被占领地区。这样,汉族人民及其上层统治者明王朝进行的战争也就转化为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对此也应给予肯定。
  既成的历史事实,并不等于历史的必然。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指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要发展,要前进,这是历史的必然,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在明末清初的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王朝的更替来说,明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极端腐朽,覆亡已是不可避免,在它覆亡之后,取代它的还将是一个封建王朝,这是历史的必然,但由谁来取代它,则属于偶然的因素。就分裂与统一而言,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经过明末清初一段时间的分裂,全国将再度走向统一,这是历史的必然,但由谁来统一,何时统一,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实,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占中原,进军北京之前,清朝的满洲贵族统治者,并没有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打算。一些汉官建议进取中原,往往被斥为居心不良。直到崇祯十五年五月,清军在取得松锦战役的胜利之后,皇太极致书朝鲜国王,谈到与明朝和谈之事,还曾明确表示:“诸王贝勒等,咸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众,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成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乎?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七年六月癸亥日)清军是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推翻明朝统治之后,利用农民军的错误引兵入关的。但清军入关后特别是弘光朝廷覆灭之后,大局并未确定,各主要派别都有可胜之机,谁把握住机遇,政策策略和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谁就能取得胜利,并进而统一全国。南明政权虽因吸收曾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流寇”大顺、大西军余部与“海寇”郑成功队伍而实现大换血,使实力大增,但终因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同心合力,屡屡错失战机,才使清朝获得最后的胜利,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明朝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在中原内地向它发起冲击,清军在关外向它发动进攻,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明末,就全国来说,主要的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推翻明朝的腐朽统治,为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扫除障碍,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就东北地区而言,主要的社会矛盾却是民族矛盾,清朝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不仅严重地破坏辽东的社会生产力,加深了汉族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苦难,而且也给满族百姓带来沉重的战争负担,并使征战四方的八旗官兵大量遭受伤亡,染上疾病。所以,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在东北地区就成为民心所向的历史潮流,明朝也就成为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一面旗帜和领导核心。明乎此,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当清军入关攻占北京,向西北和江南大举进攻,滥施屠戮、圈地、投充与缉捕逃人等恶政,并将剃发令推向全国,使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时,尽管南明政权仍然十分腐败,农民军的余部要调整斗争策略,由反明转向扶明,联明以抗清,从而形成包括广大汉族、西北回族和西南少数民族各阶层在内的大规模抗清斗争。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最后虽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使清朝的统治者看到汉族人民当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认识到如不改善民族关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便无法稳定其统治。因此,康熙帝在亲政之后,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民族矛盾、调整阶级关系、恢复生产的措施,在其当政的前期基本完成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从而使民族矛盾得以缓和,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凋蔽不堪的生产因而逐步得到恢复,中国的封建社会又重新缓慢地向前发展。事实说明,那种所谓清取代明并统一全国是历史的必然,从而否定广大汉族抗清斗争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现在有不少论者对“康雍乾盛世”大加吹捧,清宫戏也一部接一部地拍摄上演,似乎这个朝代真是什么美妙的太平盛世,谁起来反抗它的统治就是大逆不道。其实客观地看,清王朝固然有发展和巩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奠定我国历史疆域的重大贡献,这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清王朝始终坚持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并把封建专制的君主统治推向极致,对异端思想实行空前的剿灭,对封建宗法制度加以强劲的支持,对人的主体意识与人格尊严进行残暴的摧残和扼杀,并紧闭国门,隔绝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往来,这对中国历史产生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就在所谓“康雍乾盛世”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鸦片战争的炮火就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接着便演出了一幕一幕丧权辱国的悲剧,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既然如此,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统治进行反抗就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在清朝入关前后,孙承宗和袁崇焕以及广大汉族人民对它展开英勇抗争的英雄事迹,同样应予充分的肯定。
  余三乐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民族理论,对三百多年前那场明清战争的性质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充分肯定广大汉族人民和明朝反抗清朝民族压迫斗争的正义性,高度赞扬站在斗争第一线的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就为正确评述孙承宗的历史功绩提供了立论的依据。
  这部传记利用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孙承宗一生的经历和主要活动,对其是非功过作出了评价。作者对孙承宗的英雄业绩和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指出:“诚然,明王朝已经是腐烂了,不堪药救了;诚然,满族如今也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公平地说,清王朝为奠定中国近代版图做出了历史的贡献。从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当初明清之际的殊死血战,不过是‘兄弟阋于墙’的一场争斗,然而却不能因此而磨灭在抗击外族入侵的自卫战争中百折不挠,抛头洒血的民族英雄的光辉。”“贯穿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爱国主义传统的长河,正是这样一代代汇聚、融合、继承和发扬起来的。而孙承宗一家三十余口合门就义的惨烈悲壮之举,则使这一爱国主义传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第258页)
  孙承宗的人生道路坎坷曲折,既闪烁民族英雄的光辉,也充满悲剧的色彩。余三乐同志在以慷慨激昂的笔调描述其英勇抗清业绩的同时,也以极其悲愤的笔触展现了他怀才不遇、蒙冤受屈的经历。孙承宗自幼勤奋苦读,然而直到三十二岁才考中举人,四十二岁才考中进士,受命为翰林院编修,开始涉足仕途。他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和才能,但编修的闲差一当就是十年,后被调入教导太子的机构詹事府任职,又因卷入政治旋涡,受到齐、楚、浙三党的排挤而被迫告假还乡。明熹宗继位后,东林党上台占据朝廷要津,孙承宗才被任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当上新天子的日讲官。翌年受命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旋以原官赴关督师,他运用自己的军事才能,着力整顿关门防务,却因此得罪阉党蒙冤归里。再度受命于社稷危难之际,督师收复四镇之后,当他惨淡经营蓟辽防务之时,又因修筑大凌堡与辽东巡抚丘嘉禾发生矛盾,在出兵援凌之时丘嘉禾拒不合作,遭到失败,被迫告老还乡,最后壮烈殉国。他之所以有才不得施展,有独到的主张和谋略不能实施,空怀报国之志而饮恨九泉之下,根本原因在于明朝后期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
  《孙承宗传》是一部学术著作,不仅所有历史事实的叙述都建立在确凿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做到言之有据,而且在史实的考证、史事的论述、人物的评价上,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同时,由于作者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文笔犀利泼辣,文字生动形象,整个作品写得很有气势而又通俗易懂,没有枯燥烦闷之感。因此,这是一部写得成功的历史人物传记,值得大家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