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5期

不必偏袒余秋雨

作者:袁良骏



  谢晋、魏明伦二位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健康、善意的文艺批评,反对骂来骂去,无限上纲,我举双手赞成。但他们处处偏袒、回护余秋雨,这种“拉偏把儿”就缺少公正的大家风度了。
  余秋雨当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戏剧家,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著作应给以足够评价。然而,不必讳言,这些年来,余秋雨先生在人品、文品(即古话说的道德、文章)两个方面都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学风不扎实,不严谨,在引用史料上有多处“硬伤”,闹了不少笑话。虽然散文创作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学术考证,但既然号称“文化散文”,理当具有文化底蕴,在抒怀遣兴之前,先花点笨功夫,把古文读懂,把史实、典故闹清楚。而恰恰在这些方面,余秋雨先生相当粗心大意,掉以轻心,以致常识错误不断冒出,为人所诟病。尽管这些“硬伤”并不足为余氏盛名之累,但总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缺点。有朋友上升到文风、学风上去批评,也未尝无道理。
  第二,讳疾忌医,拒绝批评,甚至对批评者恶意中伤。哪怕具有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余秋雨都应该向指出、批评他的“硬伤”的学者表示感谢。然而余氏却恰恰不然,他不仅不做丝毫的自我批评,反而毫无道理地将对他的批评与对他作品的盗版挂起钩来,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近几年,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一个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夸张的口气批评我的文章相配合;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判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见余氏《告全国读者的一封信》)。不客气地说,余氏的这个所谓“经验”,完全是他耍弄小聪明炮制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盗版是盗版,批评是批评,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怎能混为一谈呢?之所以混为一谈,正所谓“包藏祸心”,妄图把批评自己的人都打成盗版商的工具和喽罗,从而把他们的一切批评都打成一钱不值。
  第三,自命为中国人(特别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者”,但却丝毫不敢触及自己的灵魂,表现了明显的“二重人格”。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确不少,鲁迅的《阿Q正转》和许多小说、杂文不都是针砭国民劣根性的名篇吗?余氏有志于此,哪些不好?问题是:鲁迅不仅解剖别人,而且更多、更严厉地解剖自己,他从不向世人隐瞒自己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而余秋雨则不然,他总是居高临下,神气活现地“拷打”别人的灵魂,而却从不见他解剖一下自己。最突出的莫过于他对自己“文革”中那点经历的遮遮掩掩。其实,余秋雨在“石一歌”中的那点丑事,正如谢晋先生所说,算得了什么?又何必躲躲闪闪、讳莫如深?以余氏的聪明才智,难道他不懂得欲盖弥彰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当然不是。这里牵涉到余氏为文、为人的一个致命伤:他不是和读者剖露心扉,平等对话(像中外古今那些文学大师那样),而是要拉出一个高不可攀的架势,对读者耳提面命,指手划脚。在他看来,在文章中解剖自己,“拷打自己的灵魂”便是跌分、“露怯”,会降低自己的威望,当然也就会影响自己作品的销路。这个思路,当然也完全错了。尤其可怕的是,余氏春节期间在四川发表谈话,竟然指责人民大众现在品位太低,不是自己“忏悔”“文革”错误的时机。原来自我解剖还有个对象和时机!那么,如何解释几千年前孔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如何解释半个世纪前鲁迅的不断解剖自己呢?莫非他们当时人民大众的觉悟、品位更高,自我解剖的时机更成熟吗?再说,一个作家严肃地解剖自己,正可以对人民大众施加良性影响,何来时机好歹?巴金、韦君宜、邵燕祥等不少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做过严肃的自我解剖,从而受到理解,这岂非说明当前自我解剖的“时机”很好吗?为什么一到余秋雨那里便“不成熟”了呢?可见,“品位”、“时机”云云,只不过是文过饰非的遁词而已。
  第四,热中炒作,有嫌“作秀”。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商家、媒体都离不开炒作。这种“做法”增强了自己的知名度,促销了自己的作品,即所谓名利双收。然而,这也正是大多严肃作家之所不屑为。为与不为,本可互不干涉,各行其是。然而,余秋雨却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位不事张扬的老作家(前不久去世)“孤芳自赏”,不符合时代潮流,这就太过分、太不自量力了。余氏不明白:炒作、作秀只是短期效应,并无长久生命力。真正千古流传的好作品,绝不是仅靠炒作、作秀得来的。他的有些炒作(比如那封给全国读者的信,比如《霜冷长河》的防盗版,比如那出夫妻合炒的《秋千架》),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综上所述,对余秋雨也就不用多说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谢晋是我敬重的电影导演,魏明伦是我喜欢的剧作家、杂文家,但他们因为自己的私交而利用政协会议为余秋雨袒护、张目是不妥的,我希望二位先生有以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