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5期

“天才”的“盲点”

作者:李力研



  近日在某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专讲“余杰的学风”。文章大意是,余杰想做内地的李敖,但在学风上却做不到李敖那样。在昆德拉和哈维尔问题上不仅出现了引文不准的问题,而且还有判断与操作方面的问题。文章说:“要当大陆李敖,在学风上也得改进。比如说,李敖要是引了谁的文章,总不忘了做注释。不管是文中注,还是脚注都很仔细。余杰引了十处哈维尔的话,不但没有一处注明出处,而且在我所知道的九处引文之中,出错的就有四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余杰,北大研究生水准,才而敏,却不能像钱钟书那样,直接阅读原文,还得引用别人的“译文”。更可怕的是,“引文”之后没有“出处”,还有“错误”。这当然是不能原谅的“学风”问题。这确比李敖的学风逊色一些。李敖有其浪荡一面,但为文则很严谨,甚至严谨到要掘国民党祖宗之墓,竟对“三民主义”如何抄袭美国贤哲语录大做考证。真功夫就是真功夫,学问来不得半点含糊。看了这篇“评点”文章,将余杰的书《说还是不说》找来翻检,里面还有一句话让我惊讶,即“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昆德拉热一直长盛不衰。相反,我们对哈维尔却采取了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又说“对昆德拉趋之若鹜,而对哈维尔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里存在的某些盲点”。(余杰书,128页,129页)这可能是事实,但据那篇讨论余杰“学风”的文章所示,余杰之“呐喊”与“豪放”,竟然是引用国内同好之“译文”之后才大略了解并剖析起哈维尔及其思想的。就是说,昆德拉和哈维尔之“热”有个先后问题,否则无法说明别人翻译哈维尔又属于什么。难道那也是“有意地回避”?余杰照着别人的“翻译”说话,然而再说别人“冰冷”,从而断定“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存在着“某些盲点”。这类矛盾或问题是否代表着内地李敖与台湾李敖之差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中肯定存在着“某些盲点”,但“盲点”应该判给谁,则需重新估量。
  
“老子”问题应谨慎
  
  我因那篇短文而认真了起来,这里也来添舌,谈一谈余杰之“学风”或“立论”问题。他有一篇涉及“智慧”的文章,那就是《反智论:〈老子〉的精髓》。
  必须承认,只要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有可能陷入“地雷阵”中,稍有不慎,就会露出问题。因为“老子”和《老子》不同,中间有极复杂之“变迁”。往昔,大作家柯云路最爱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分不清“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两者混同,胡搅蛮缠。让我吃惊的是,余杰在这个“智慧”问题上,竟然也存在着“某些盲点”,大概也分不清“老子”和《老子》。余杰这样说道:“老子认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趸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和(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接着,余杰又对这段“老子”式的言论做了解释和发挥:“婴儿时代是人生中最强大的时代,因为赤子处于一种天真浑朴、无知无觉的状态,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能从天地间汲取无穷无尽的能量”。
  应该强调,短短50来字的引文,已有两处甚至三处“引误”。首先是“蜂趸虺蛇不螫”,这本是王弼本中的“注文误入”,今人早将之改正。任继愈早余杰20年(1978年)就将这句话改成了“毒虫不螫”,并有改动之详细说明:“‘毒虫’,王弼本做‘蜂趸虺蛇不螫’。按下文,‘猛兽’、‘攫鸟’,都是一般名词,和‘蜂趸虺蛇’这些类名不一致。这是把‘毒虫’这一词的注文误入正文的。现在根据河上公本改为‘毒虫’。王弼注中正是说‘故毒虫之物无犯……’。据成玄英《疏》,蜂、蝎,毒蛇之类”。(见任著《老子新译》1982年修订本178页)余杰为北大中文高材生,似应对《老子》这样的古典文献更细究竟。然而不然,令人遗憾。余杰不知从哪里看了别人的引文就又抄到了自己的书中。这样的举动,写给抽屉固然可以,但还是稍显草率,即使不愿使用今人的“新译”,也应有个坚决引用王弼本的交代。毫无疑问,这应属于又一“盲点”。第二处“引文”问题是长沙马王堆《老子》本做“未知牝牡之合(而非“和”)而骏作(“作”又为“怒”)”(“骏”,左边应为一个血,右边应为一个没有单立人的俊,但电脑中没有此字,无法写出,只好以此字代出),而王弼本则是“全作”。任继愈对此也有改正交代:“今据河上公本及唐碑本改。因为这一句分明讲的是‘牝牡之合’。”
  显而易见,改与不改不只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涉及其中的“意思”和我们的“理解”。
  余杰把前面的一堆“古文”说成是“老子”说,而不是《老子》中说,这已经有失水准。将古文再做这样的“翻译”、“阐释”甚至“发挥”则越发有些离谱,不像“学人”作品,更像是气功界的“大师”言论。余杰好像只看懂了“比于赤子”一句,然后就将“引文”大而概之地翻转成了“婴儿时代是人生中最强大的时代”,再后就翻转为“赤子处于一种天真浑朴、无知无觉的状态”,从而“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这些都还马马虎虎,半对半不对地说得过去,但最后一句话则离谱得厉害,以致让人怀疑余杰是否看懂了《老子》言论:“能从天地间汲取无穷无尽的能量”。老子一派固然“反智”,因为这一派人马认为“智慧”,会污染心灵,分散精力,从而使人“患得患失”,不能精诚团结,难以坚固城池。《老子》中几乎处处都以“自然”事例喻示人间道理。这里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仍旧是比喻。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老先生们的翻译大概还是比较准确。比如任继愈的翻译就可参考:
    “包含的‘德’的深厚的程度,应该比得上无  知无欲的婴儿。毒虫对他不刺,猛兽对他不扑,  恶鸟对他不抓。(他)骨弱、筋柔,而握持得牢固。他  还不知道什么是男女交合,而他的小生殖器常  常勃起,因为他有充沛的精气。他一天到晚嚎啼,  而不显得力竭声嘶,因为他平和无欲。”(《老子  新译》178—179页)
  应该说这样的“字面”翻译是可以说得通的,只是在“婴儿”与“毒虫”的关系方面,似乎给婴儿再加一个“不怕”才对。只有这样才能突出“无知无欲”状态下的婴儿何以有“德”。《老子》这段话讲的依旧是“以小胜大”。《老子》用一个“婴儿”的“自然事例”,解释了“以弱制强”的“规律”。《老子》中的“德”可训为“得”,而其“得”主要又是抽象意义上的“道理”或“大道”、“太一”之类的东西。
  应该说明的是,老子当时并不写书,就像孔子也不写书一样,老子本人并没有《道德经》或《老子》这样的书,因此,“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不是一回事,时间相差好几百年。《老子》是经过后人特别是“稷下学宫”一派人马上百年之努力逐步“修缮”而成的,它属于探索“自然规律”的道理总系。

  《老子》岂在“反智”!
  
  “老子”和《老子》并不“反智”,而是崇尚另一种真正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自然的智慧”,是故强调“道法自然”。上面“比于赤子”的话还是“道法自然”的具体说明。比如小树,本敌不过刀枪,但因为它没有对刀枪的认识,从而面对刀枪之戕伐也就无所谓恐惧,反而成了刀枪之障碍,甚至众多小树小草会把刀枪折损。这其实才是一种高级智慧。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常使用《老子》中的智慧。比如,抗日战争末期,美国人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世界舆论为之纷纷,惊讶这种炸弹之无比威力,但毛泽东马上制止了中共方面对这一神奇炸弹的宣传,他的理由就是“老子”式的:八路军的人数本来就少,得胜之本贵在英勇,中共部队听了原子弹威力的宣传,肯定不利于打仗,会更多地迷信武器。(可参考《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关章节)又比如,中共从苏联远征军手里接收东北之后,得了大量日本精良装备,强大了自我,但毛泽东也不让宣传这些武器,而是有意宣传“小米加步枪”的威力。如此作法,其“智慧”之高明,那就是鼓舞和凸现战士们的“斗志”。(参看《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有关章节)这样的宣传果然顶用,毛泽东最后打败了蒋介石。至于毛泽东以后犯什么错误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他得益于《老子》式的智慧则没有疑问。《老子》的智慧非常重要,也是事实。
  余杰似于此不察,断然把“老子”和《老子》都说成是“反智”,实在有些武断。时下,王朔有本畅销书,名字叫《无知者无畏》。这样的话,套在余杰对待“老子”和《老子》问题上似也合适。
  余杰硬把“老子”说成是“灵魂被压扁了的政客”。这句话无论如何讲得不对,老子与孔子比较而言,老子真还不像政客,孔子倒更像些。余杰可能是过于年少,看得多,想得也不少,但观察和体会得不多,从而得出了这类书生结论。
  正因为余杰有些书生气味,又对“老子”做了另番解读:“老子人生哲学宣讲的对象是被统治者,‘曲则全,枉为直,洼为盈,蔽(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在人类的现实世界里,生存的前提成了愚昧。”(《说还是不说》289页)这些话何以是专给“被统治者”所“宣讲”?面对复杂世界,明火执仗、硬碰硬,常常解决不了问题,相反,某些“策略”式的“智谋”恰恰可以有效解决,而“自然”又为我们提供了示范。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没有洼地,何以屯得住东西(水)?如果没有某种弯曲,又何来全面(后更演变成了“委屈求全”)?余杰可能是看到“多则惑”就想到了“愚昧”。其实“多则惑”讲的是人关注的事物太多反而会生迷惑。这些话不是讲给“被统治者”的,而是讲给“统治者”的。退一步讲,这样的道理,即使是讲给“被统治者”,那也不是坏事,会让大家聪明起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其实余杰自己常有些“老子”或《老子》式的“智慧”。比如他在《火与冰》一书第45页第“十三”个问题上,就说得很好:“石头。再坚硬的石头也会在流水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没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怕的。”这与《老子》中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有何差别?水和流水是再柔弱不过的东西,但架不住它有势能与耐力,滴水穿石就是典型的“以柔克刚”。《老子》之四十三章开篇就有一句话:“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余杰之“流水现象”就是由“天下之至柔”而变成了“天下之至坚”。在《老子》五十二章中又讲“守柔曰强”,皆为同意。顾准、陈寅恪等人骨头再硬,即使是日记这样的秘密“武器”,亦复如此。余杰等兄弟们骨头虽硬,但好些话也只是提示甚或曲笔一把,也没有大胆到在“纸的王国”里直言快语。斗争常需曲折,硬碰硬未必效果最好。老子讲的就是这层意思。余杰可以明白“石头”和“流水”这样的“辩证法”,而在解读《老子》时又成了十足之“反智论”,出现了不小的“盲点”,甚至看不到自己的“智慧”,真是不该。
  老子尤其《老子》的智慧在于“无情”和“残酷”,是“兵家”理论的滥觞。韩非、司马谈、朱熹、顾炎武都看出了《老子》中的“兵家”特征,毛泽东在“文革”中干脆讲《老子》就是兵书。从逻辑上讲,没有《老子》理论便无《孙子兵法》。它的中心思想还是前人总结的“辩证法”以及今人总结的“不动声色”,“守雌”、“贵柔”进而“克刚”、“制强”等等。如果余杰对这些说法多做了解,不至于只是看了两眼余英时的某些说法就在“抽屉”里“望文生义”。作为钱穆之弟子,余英时的文章常有不及他老师之处。作为“天才”和“怪才”的余杰,不能因为痛斥了“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就忽略郭在史学上的考证,尤其不能忽略冯友兰和郭沫若在“老子”和《老子》问题上的重要考证。

  并非“东方专制主义的最高秘密”
  
  看见《老子》中的“虚其心,实其腹”就认为看出了“东方”问题之所在:“这六字真言道出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最高机密:给人民一碗饭吃,而不给人民以知识。”这话听起来很“现代”,进而很“自由”、“放达”,但与这派思想很不吻合。作为“道术为天下裂”之春秋战国,包括“老子”和《老子》在内的“思想家”们考虑的重大问题当然是“救国”、“图强”。如何救国图强?自然不是一个君主和一个圣人可以解决,其中“使民”才是重要“出路”。让百姓吃好,家庭富足,少一些想入非非,众志才能成城,这才是“救国”之唯一出路。假如“国”中之人个个都是思想家,著书立说,发表讲演,离德离心,都去追求“自由主义”,肯定无法“救国”。好些事确实不是老百姓所能管的。这类问题古今一样。就像当今日本,人人都像傻子,百姓并没有中国人那么多的“思想”,依旧是“江户时期”的“勇信”精神弥漫于心,上级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位新加坡好友多次跟我讲,那里的百姓都像是技术员,只会一种本事,其余不会,尤其不会“侃大山”。这真还属于《老子》中所讲之“虚其心,实其腹”。这些国家都还富庶,人民康乐。中国则情况不同,读点书的人个个有毛病,纷纷成“侃家”,都有讲演癖、权力癖、思想癖和写书癖,都有一套又一套之治国安邦、济世救民的巧妙说法,结果是人人不团结,个个像滑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知余杰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当代“东方”之中国,各级政府机构也在大力推广“公务员”制度。这一制度诞生于“自由主义”之西方。我觉得这种制度也属于“虚其心,实其腹”的一套,上级指令,公务员只说模范地执行就是,其余别管,也根本用不着你来操心和多管闲事。如果中国社会中到处都是余杰这样的雄辩之才,社会组织不乱才怪。假如余杰做了“哲学王”,目睹“理想国”中的个个公民,都是讲演家,都是辩论家,都是著作家,都有另一套“理论”和“主张”,更有每个人对付上级的“对策”,不知“哲学王”的日子又该怎过!因此我们说,“虚其心,实其腹”并非“东方专制主义的高级秘密”,也属于“西方自由主义”的“高级秘密”。余杰兄弟不能因为听了某位发表的老子属“深陷苦难的文人”的高论,就以为读懂了“老子”和《老子》。那“五千言”的解读还未必那么容易。其中糟粕虽多,但主体思想依旧深刻,至今不失为优秀“智慧”,正如余杰引用钱大昕话说:“老子五千言,救世之书也”。如果真是“反智论”,岂有“救世”之理!

  不应错解“焚书”与“坑儒”
  
  余杰由于痛恨“老子”之“反智”,进而火冒三丈地痛恨上了韩非,由于痛恨韩非,更是痛恨上了秦始皇之“焚书”与“坑儒”。点出这两大“事件”之后,余杰自然又是一番伟论:“这两件大事便是法家反智论在政治实践上的最后归宿。”这样的判决尽管“铿锵有力”和“掷地有声”,却依旧是些情绪性的语言。北大才子也把秦始皇及其“焚书”和“坑儒”读成了“暴政”的“符号”,而未能读出大体准确的史实,实在遗憾。有关“焚书”问题,倒是余英时的老师钱穆更为“实在”一些。他在《国史大纲》上册141页中这样写道:“秦代焚书,最主要者为六国史记(即当代官书),其次为诗、书古文(即古代官书之流传民间者)。而百家言(即后起民间书)非其所重。汉兴,学统未尝中断。”可见,“焚书”之事并非那么简单,涉及统一六国后的“思想去向”问题。至于为何要发动这场“运动”,钱穆结合《史记》等多种史料也曾做了细致分析:“焚书本起于议政冲突,博士淳于越称说诗、书,引据古典,主复封建,李斯极斥之,遂牵连而请焚书。李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而又附禁令数项:一、敢偶语诗、书弃市。二、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可见当时重禁议政,轻禁挟书也。”钱穆还说:“秦虽焚书,史官、博士官仍未废,著述亦未中辍。下迄汉惠。除挟书律,前后只二十三年。汉廷群臣,亦多涉学问,名人臣德,杂出其间”。钱穆之说概有所本。刘勰这样愤恨秦始皇,《文心雕龙》也还能公允而言:“烟燎之毒,不及诸子”。“焚书”事件,并没有关上中国学术研究之大门。如果秦始皇真把书给烧光了,尤其把“诸子”都烧了,大概余杰连谈“先秦诸子”的可能都没有了。钱穆在政见上与中共相左,既不相信共产主义,又不迷信资本主义,惟相信孔孟之道,最后到了香港和台湾,甚至是蒋介石的座上客,但在治学问题上,则没有含糊,遵守史德,结论与毛泽东倒有很大相似,应该说这是他的“客观”表现。我这里反复引用钱穆出场,一是钱穆有些史学功夫,二是余杰曾有一文将这老夫子剥过“皮”。
  郭沫若在毛泽东秦始皇观念的“指引”下,最后也修改了自己的“焚书”观。他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一文中说:“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也许余杰会说郭沫若是在“谄媚”,不属于真正的史学研究,但未必如此,郭论的依据恰是清代“文学巨子”袁枚之《随园诗话》。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并不得志的袁枚未因愤恨而把秦始皇解读成“暴政”之符号,而尚能就事论事,公议“焚书”:“秦焚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自萧何不取,项羽烧阿房。而书亡矣。”显然,中国之书真正烧毁的不在秦代,而在流氓项羽。余杰之行文立论,显然没有考虑甚至未能参考到这些“前人”之“史见”甚或“成见”。
  再谈“坑儒”。这也不是一个“符号”化的问题,不完全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据大牌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考证,那是因为当时的儒生们参与了欺骗活动,才惹得皇上大怒,将那467个“方士化了的儒生”坑在了咸阳。儒生何以骗人?这与秦始皇的迷信以及追求长生确有关系。战国末期,方士吃香,秦始皇也很相信这些人,于是徐福、侯生、卢生还有韩终等人都在他的身边喋喋不休,描述长生不老的前景和药物。秦始皇听后信以为真,遂派这些人去寻宝。结果,仙药找不来,人却逃之夭夭,还在外面说怪话,这下子惹恼了皇上。秦始皇下令进行追查。追查的结果让人吃惊,原来政府中的不少儒生因方士们的吃香喝辣而早已变节,装模作样干起了方士们的勾当。顾颉刚所谓“方士化的儒生”指的就是这些人。儒生干起了方士的活儿,确让秦始皇大为恼怒,便发生了“坑儒”事件。顾颉刚说:侯生、卢生等方士出事以后,“他(秦始皇)把养着的儒生方士都发去审问,结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阳。当时儒生和方士是同等待遇,这件事又是方士闯下的祸,连累了儒生;后人往往把这件事与‘焚书’作一例看,实在错误”(《秦汉的方士与儒生》10页)。联系起来看,到了汉代,汉文帝也杀过不少这样的人,但因为历史上对之不追究,就好像没有发生过“坑儒”一样。其实“坑儒”是一种“反伪”举动。当时皇帝对方士言论非常相信,因为那里面有不少稷下学宫似的“哲学”语文,大家对“理”不死从而“人”也可不死的说法,将信将疑,心存侥幸,愿意一试。秦始皇、汉文帝乃至汉武帝都有过这种“向往”。今天看来这是他们的悲剧,但也有他们的认真,那就是如果发现有人背后捣鬼,特别是像儒生这样口口声声仁义道德者,净干方士们的勾当,妖言骗人,自然是格杀勿论。离秦始皇很近的汉代王充对“坑儒”事件则有这样的看法:“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如果儒生不生是非,不胡言乱语,不对秦始皇进行诈骗,断乎不会“坑儒”。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说:“则知秦时未尝废儒,亦未尝聚天下之儒而尽坑之。”这也说明了“秦时”不曾“尽坑”儒生。秦始皇坑掉467个儒生之后,政府机构里依旧大量保存和使用着儒生。否则,汉初就不会有诸如贾谊、晁错、王臧等众多大儒生。诚如钱穆所说:“先秦诸子注意教育问题者莫如儒”,“儒家在汉初,仍以友教青年贵族为第一任务。”(《国史大纲》144页)。可见,秦始皇再“坑儒”,也没有破坏“先秦”到“汉代”的“儒教”传统。
  余杰在书中不也举例说某个大“儒”在“大跃进”年代里“科学”预报“亩产”问题吗?这类人不也极像“方士化的儒生”吗?当今,迷信书、妖妄书,虚假骗术和那些鬼七马八之徒不也早该被“焚”或被“坑”!问题就在于“焚书”、“坑儒”一旦解读成“暴政”之“符号”,就有了比暴政一点也不差的问题,就成了余杰这样的解读历史。我以为,文章尤其抽屉里的文章尽可以张狂,但再张狂也不能偏离历史。
  “焚书”与“坑儒”,只是余杰在“老子”问题上所涉及到的两个历史事件,立论之义愤可以同情,但偏离史实则让人费解。
  余杰文论中的问题大概不止这些。冷静想想,我不免要问,余杰为何会有这样一种写作激情?观其“自由的言说”,则可读其“语码”。他这样说道:“在纸上的世界里,我是自由的。”他也有交代:“我从事写作是因为:缺乏自信的我需要寻找自信,缺乏温暖的我需要寻求温暖,缺乏爱的我需要寻求爱。”原来不写文章,余杰老弟仿佛弃儿,而写了文章,“自信”、“温暖”和“爱”也就可以满足“需要”。这与需要“过瘾”与“幻化”者要抽“大麻”没有多大的区别,与弗洛伊德、李渔等人的“白日梦”理论也极相近。
  余杰对其笔下文章也自有价值估量:“在我看来,文章绝不是‘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我知道自己拯救不了什么,改变不了什么,我所做的正如赫塞所说:‘面对充满暴力与谎言的世界,我要向人的灵魂发出我作为诗人的呼吁,只能以我自己为例,描写我自己的存在与痛苦,从而希望得到志同道合者的理解,而被其他人蔑视。’”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生活中,确有某些暴力,尤有太多的谎言。有余杰辈挺身而出,应该说不只是北大的光荣,也算是中国人的骄傲。在此问题上,我愿忝列其间为余杰鼓掌。余杰的文章总是那么激忿,激忿得让人喜爱,但也让人担忧。他的行文“立论”就是我之薄忧。
  余杰与他同类的朋友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对“自由”的无比向往。
  然而,余杰为这“自由”确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他不说,仅就书中若干“判断”错误就让人觉得余杰的文章有些“太自由”了。“太自由”必然会成为“自由”的代价和死敌。一些立论过于“顽强”,“顽强”得让历史和逻辑都发生了误会。余杰曾引郁达夫话说:“生怕多情累美人”。结果众多“美人”还是被余杰之“自由”和多情给“累”着了。正是有感于此,我才为余杰担忧,愿意高喊一句,为了“自由”,谨慎、谨慎再谨慎。
  我与余杰素昧平生,不曾过节,年龄有别,学养有异,但渴望“自由”的心则完全一样。为了爱护“天才”,尊重“天才”,为让“天才”更有“天才”之举动,不得不就其“顽强”的声音及其某些“盲点”如实说来。谁让余杰是天才呢!以上意见,大体上不会伤害余杰之“天才”本体,惟愿余杰及其“自由”战士们行文谨慎,不要“太自由”,免得给自己更给北大带来“天才”之外的其他说法。忠言逆耳,如余杰不弃,我愿为“天才”们举杯,觥筹相对,结为朋友。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