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5期

“京剧的黄金时代”?

作者:孙焕英



  《中国京剧史》出版了。这是京剧界也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中国“国粹”京剧的第一部通史。
  对于从事这项开拓工作的编写者、出版者,我们深怀敬意。但是,对于《中国京剧史》当中的某些观念、结论,我们不能同意。这是因为,它有些地方不符合历史实际,不符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没有做到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甚至是坚持失误。
  举一个大的事例。
  《中国京剧史》断言:“京剧的黄金时代”是“1949—1964”(见《中国京剧史》下卷目录)。
  这个命题甚不准确。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指导思想、政治路线乃至具体方针政策上的问题,在人们常说的“文革”前的“十七年”,京剧虽然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很难说是该领域的“黄金时代”。
  第一、衡量京剧艺术是繁荣昌盛还是停滞萎缩,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创作,即剧目;一个是表演。而表演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流派——这是京剧的个性。
  以京剧近二百年历史计,总共积累了5300多个剧目,平均每年要新创作近30个剧目。以这个数字为参照系,“文革”前的“十七年”,即《中国京剧史》所谓的“京剧的黄金时代”是远远达不到这个平均水平的,更不要说超过历史水平了。京剧的流派,在历史上,按照《中国京剧史》的统计显示,共有五十来个。最早的分徽派、汉派、京派,后又分海派(南派、外江派)、京派(京朝派)等等。还有以许多名角各自为代表的诸多流派(实际上其中有的称不上是流派,本文不再谈及这个问题)。这么多的流派,居然没有一个是“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出现的!
  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京剧史》却把“文革”前的“十七年”认定为“京剧的黄金时代”,其根据何在?  第二、虽然“文革”前的“十七年”中京剧没有创造出一个新流派来,但我们应当承认,这个时期,还是创作出了一些新剧目。但是,人们应当清楚,这个“十七年”,正是中国的文艺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服务的时期。这就不可避免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一时期的京剧剧目,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指导下的产物,同时,反过来又是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政治路线服务的物产。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十七年”创作的京剧现代戏,为什么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都能够进化成“样板戏”了呢?为什么都能够为“文革”服务、为打倒“走资派”服务、为“四人帮”倒行逆施服务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创作的新戏,其本身就带有极左的基因。
  试想,这样的京剧,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第三、“文革”前的“十七年”,是京剧界的“三改”即“改人、改戏、改制”时期。“改戏”的情况,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作为“改戏”的高级阶段,是动用行政命令的手腕来砍戏、毙戏。就连《探阴山》、《李慧娘》这类的宣扬正义、鞭笞邪恶、闪耀着浪漫主义光辉的“鬼戏”,也在封杀之列(《中国京剧史》对此坚持认为“是必要的”)。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连《聊斋志异》、《西游记》这类的“鬼书”也会在劫难逃。关于“改人”的问题,人们也都清楚,那就是对于作为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臭老十”的思想改造,包括“反右派”、“反右倾”这样大规模的“改人”运动。这一改,也就不必说了。
  单说这京剧界的“改制”吧!所谓“十七年”中的“改制”,由于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问题,实际成了弊端制度的建立。可以这样表述:今日我们要改革的京剧界的制度弊端,基本上是“十七年”的“改制”结晶:一、京剧作为精神产品,由市场机制改成了计划机制、计划经济;二、京剧也由规律操作改成了计划操作:主题先行、书记挂帅、集体创作,完全抛弃了艺术是独立思考、个人审美的创作规律;三、由竞争机制改为大锅饭、铁饭碗;四、由艺术家、艺人改为国家干部且终身制,由演出团体改为行政机关;五、由流派剧团改为官本位剧团,如国家级、省市级、县级等;六、取消了主角制;七、取消了演出经纪人;等等。
  如果这样的“改制”能够改出“京剧的黄金时代”,那真是出了新天方夜谭。
  历史事实向人们昭示:“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京剧,既不是“四人帮”所诬蔑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政”,也不是《中国京剧史》所说的“京剧的黄金时代”,它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干扰、难以发展的时代。
  写历史,不能凭空想当然,而是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做指导写出来的历史书,才有可能成为信史。写京剧的历史,同样需要如此,而且,在新旧时代交接的时候更需要有一个更新观念、拨乱反正、站到反思的立场上来重新认识京剧历史的艰苦过程。否则,抱着原有的观念不放,仍然肯定曾经出现过的一切“左”的东西,这样状态下写出来的京剧历史,就必然出现如前所举例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引用马克思的一个观点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一文中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时间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中国京剧史》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社会由姓“资”发展到姓“社”、由旧中国进入了新中国,京剧艺术就必然地进入了“黄金时代”,这不过是一种最省力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