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5期

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作者:王学泰



  过去的中国人在认识与周围四邻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时虽然不无一些大民族主义意味,但是总是怀着善意去看待这些国家和民族的,不是把他们看成是亲戚,就是说成出于一系。我很小的时候,那是在40年代,我家住在北京西西河沿西头,附近住着些外国人,后街的东头就有一户朝鲜人,当时称作韩国人,北京没有文化的老大妈们,讹称为“寒苦人”。那时我就听说过:“老辈子的时候,‘寒苦人’与我们是一家子。纣王被周王灭了,他的弟弟不愿意在周王驾下称臣,到了东北苦寒之地,在那里立国。现在‘寒苦人’穿白就是给纣王带孝。”这个故事给我留的印象很深。特别是所谓“为纣王穿白带孝”之说,给人以悲壮感。长大了知识渐开,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箕子的故事。
  实际上箕子是殷纣王的叔叔,纣王倒行逆施乱天下时,箕子曾力劝纣王不听,于是干脆披发佯狂,鼓琴悲歌,纣王把他贬为奴。武王灭纣后,释放了箕子,但是箕子还是不愿意生活在周王的统治之内,周武王尊重他的愿望,把他封在了朝鲜。这些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记载。现在我读的周发祥兄惠赠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一书正是从这个传说开始的,它颇能反映古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友好心态。文学、文化的交流最能促进人们友好情谊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妨把这部书看作是中外人民友好交流的见证。
  
  一
  
  《中外文学交流史》是由发祥和李岫主编和诸多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的专家们共同写作的,因为这部专著从古到今,上下两千年、纵横四大洲、几乎涉及到世界上的所有的重要语种,书中记录许多生动故事,赞美中外文化的交流。
  这本书涉及到韩国、日本、琉球、越南、印度、波斯(今伊朗)、俄罗斯(包括苏联)、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希腊、瑞典、挪威、美国等国家或地区。书中不仅谈到中国文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影响,而且还涉及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宗教或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见《中外文学交流史》这本书中所包含知识的丰富与信息的密集,这在以前的有关文化交流的著作中还是不多见的。
  这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中外文学知识的著作里特别注重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使读者对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过去我们谈到中外文学的交流时有这样一个倾向:近代以前,多谈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因为在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化是强势文化,其它文化则处于弱势地位,从强到弱,犹水之就下;近代以后,多谈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因为此时中国文化相对于欧美来说则处于弱势地位,则文化呈相反的流向。这虽然是历史事实,但文化毕竟不是水,只有地心引力在起作用。文化上,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只要对方需要,供给方又有,那么也会出现“水往高处流”的奇观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作者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没有忽略问题的另外一面,那就是近代以前的外国对中国的影响和近代以后中国对外国的影响。
  在古代,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来自南亚的佛教文化,这在本书中有详细评介。中国的古代诗歌、小说、戏曲都受到佛教文化无可置疑的影响。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绍了佛教和中国文学的关系。评介了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分析了六朝诗、唐诗与志怪小说、传奇小说是如何从佛经和佛学那里借用题材与汲取灵感的。中国小说受佛教文化影响尤大,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的叙事性作品还停留在史传与神话阶段,而佛教西来和佛经的翻译不仅以其异质文化的缤纷眩目的色彩给文人以启示,而且使他们懂得了小说需要虚构。另外,佛教在华的传播过程中还有一个直接的产物,那就是变文,后世的曲艺中的许多品种是由变文孳生的。当然,这是治中国文学史的人们都关注到的问题。至于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及其对中国文学影响则是不被学者们注意的。张骞通西域,打通了到达安息国(即波斯)的道路,可是后世的人们往往只记住了随着张骞而来的葡萄、石榴、苜蓿,而忽略了精神文化。《中外文学交流史》中指出汲冢出土的古籍《穆天子传》中重要人物形象西王母即来自安息。如果这一点能够证实,那么中国传世的最早的小说之一《汉武故事》也是在波斯文化影响下出现的,因为西王母也是这篇小说中的重要角色。这些考察引发我们许多思考。难怪“五四”时期小说家许地山先生说:“我很怀疑中国小说受伊斯兰文学底影响比受印度大。因为我从波斯文学中底短篇散文或小说找出些少与中国相似的。”(《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波斯的诗歌创作,特别是长篇史诗在中国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学的创作中有显著的影响。为此《中外文学交流史》中专设一节,名为“波斯新韵渡流沙”。
  中朝、中韩文化交流上,人们更易于看到的是中国对朝鲜、韩国的影响。韩国学者也不讳言这一点,而《中外文学交流史》特别指出了朝鲜、韩国文化在中国文学史留下的印迹。例如大家都熟悉的李白有《公无渡河》,这首著名的乐府诗的原作者就是朝鲜人津卒霍里子高之妻。《公无渡河》又名《箜篌引》,《中外文学交流史》引崔豹《古今注》说:“《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更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这个悲哀的故事与悲怆音调感动了中国的诗人,续此而作者很多,只是《乐府诗集》所收录的就有南朝陈的张正见,唐代的李白、王建、温庭筠、王睿等人。
  《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古代编”中还考察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基督教最早入中国者乃是“聂斯托利派”,于唐代贞观九年(635)由其信徒阿罗本带入唐都城长安,受到朝廷的礼遇,准其在京传教。景教信徒翻译其教的经典,在中国弘法布道。景教自己教理主张不鲜明,唐人把它混同为佛教,也没见它抗议。于是,唐武宗“会昌法难”时,景教也被严禁。景教也从此灭迹,然而它还是在唐代文学创作中留下一点痕迹。如李白的《上云乐》一诗不仅写到了景教的“上帝”(“大道”、“元气”),而且,写到了景教的“创世说”,虽然其中糅合了中国古代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另一位大诗人杜甫的名篇《石笋行》也是因景教遗址而作。不过这些影响毕竟没有渗透文学思想中去,只是给诗人增加了题材。
  基督教在中国沉寂了数百年后,到元明两代才开始又有欧洲人到中国探险和传播“基督福音”。近几十年来,人们常把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称之为“文化侵略”,这是不妥当的。宗教信仰者都有传播自己信仰的欲望,传教士则以传播宗教为职业。最早的传教士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开创他们的事业,目的并不是获取什么利益,而是为上帝献身,这与唐代的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一样。他们目的是传道,客观上促进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最早的一批传教士中最有成就的当属利玛窦修士。明万历间,他来到都城北京建立了教堂,扎下脚跟,交接了许多文人士大夫,其中有不少优秀分子,像徐光启、李之藻、李日华、冯应京、杨廷筠等。他们都是很有影响的士人,利玛窦通过他们在中国散播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利玛窦善于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与文化背景,利用中国的儒家典籍和为中国士人所认同的方式宣扬基督教教理。他还用西方的文学作品(例如用《伊索寓言》)来讲道、布道。不仅利玛窦如此,在他前后的柏应理(他与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和诗人吴历交好)、金尼阁等人也采取了与他大体相同的方式。他们的博学和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得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尊重,传教士们不仅带来《圣经》及其中的美丽的故事,也带来了西方文学。从此,中国开始了认识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历程。
  
  二
  
  传教士们把中国的信息带回欧洲,此时的欧洲正是黎明在即,文化界、思想界的一批巨人正在与中世纪黑暗作最后的斗争。中国古代文化意识中的人文精神成为他们与神权作斗争的武器。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通过儒家思想了解中国,并把中国描写成为理想之邦,那里君圣臣贤,仁爱为本,法制健全,社会安宁。这些话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统治者很爱听,可惜远非事实。
  对于吸收外来文化往往没有多少顾忌的西方文化终于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很长时期,我们认为西方只是输出它的文化,实际上在这时它们也在吸取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中国文学和艺术。《中外文学交流史》在这方面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
  一是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从中国戏曲、特别是中国戏曲大师梅兰芳的表演中得到借鉴和启示,使其戏剧理论体系更加丰富。他强调要把戏剧中的事件和人物“陌生化”,而中国戏曲中的程式化的表演和程式化的表演中所产生的离间效应都对布氏的理论的发展起着催化作用,并证明和完善了布莱希特体系。另外,布莱希特的剧本创作也明显受到中国影响,从中国故事中汲取了题材。
  二是20世纪初,英美意象派的诗人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时所受到的影响。他们把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看作创作的指导原则,把一些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看作范本。认真地学习与模仿。此时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译本在欧洲或美国出版,从1912到1922年仅英译汉诗就有22本之多。意象派的早期领袖庞德和晚期领袖女诗人艾米·洛厄尔都学习过中国古诗。他们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模拟中国古诗中的意境,在诗中叠用意象,学习“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风格,把诗写得简练、含蓄。他们影响了一代人。
  三是唐代方外诗人寒山子对日本和美国的影响。寒山子生活在唐大历间,隐居于天台唐兴县西,号为寒岩。他平日“布襦零落,面貌枯悴,以桦皮为冠,曳大木屐”。他留下诗歌300余首,以描写个人生活苦难,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及佛理禅趣者为多。寒山诗从中国传到日本,再由日本传至美国。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诗人史奈德译寒山诗24首,后与自己的诗歌创作编为一集,名《敲打集》出版。可见他是从寒山诗汲取了许多灵感的。史奈德的朋友、“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克洛维1958年出版了一本小说,名为《法丐》,书的扉页题写着“献给寒山子”,表达他对崇尚自然的寒山子的敬意。小说中的主人公杰菲·瑞德就是史奈德和寒山子的结合体。“垮掉的一代”自称是禅的信徒,他们认为高度发展技术经济不符合人性,从而拒绝参与美国的生活方式,力图打破自己与社会、与家庭的联系,置身于大自然的山川旷野之中,像寒山那样自悲自喜、无所依恋、乐道逍遥,成为一个大解脱者。可见,西方文化在吸收东方文化总是有自己的需求背景的。
  
  三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还介绍了外国人士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汉文化圈的外籍人士所写的汉文作品丰富我们的文学宝库。过去一些诗歌总集中收录各类人物的诗文时,往往不忘在集子的最后标明有“外国”一类。如明末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最后就收有43位朝鲜人,8位日本人,3位越南人的诗,自唐代以来历代都有这类作者。他们的作品的形式既为中国文士喜闻乐见,又具有异邦情调,因此,被文学史家所重。现在仍有文学史家选其优秀者编为《域外诗选》《域外词选》之类。
  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中人物牛金星的扇子上有《扇子铭》:“流金烁石,天地为炉。尔于斯时兮,伊周大儒;北风其凉,雨雪载涂。尔于斯时兮,夷齐饿夫。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我在60年代初读了《李自成》第一卷时,知道牛金星没有韵文传世,以为是姚先生代作,赞赏其贴切,认为可与田汉先生剧作《关汉卿》中代珠帘秀写的《蝶双飞》相比美。没有想到这是一位越南人士的作品。这位越南人士叫莫挺之(1280—1350),他是越南陈朝英宗朝的状元,奉君命出使元朝。因为他个子矮小,其貌不扬,元朝内外文武官员藐视他。此时正逢外国有使者进奉扇子,元帝命莫挺之作铭,他马上写了这首《扇子铭》。此《铭》一出,马上受到元朝君臣的赞美,把他视为才子。后来有人把这首铭当做被永乐皇帝“夷十族”的方孝孺的作品,只是第一句改为“大火流金”。因为这首铭在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六有记载,而且莫挺之比方孝孺(1357—1402)大75岁。莫出使中国时,方孝孺还没有生。认为此铭为方所作的说法是以讹传讹的。
  唐代的文坛上还活跃着许多新罗文人,他们在中国不仅学习中华文化,而且从事诗文创作,有的还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新罗末年游学于唐而享大名者,有“新罗十贤”,其中最有成就者当推崔致远。他留下了较多的诗文作品,有个人集子传世。他的诗除了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外,确实又是漂泊的新罗人的作品,带有其民族文化的色彩。
  另外一方面的贡献是异质文化圈内的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们由于其平日浸染的生活环境和所受的学术训练皆与中国学者大不相同,因此,他们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往往有其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方法,其研究成果往往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影响较大的是英国的大汉学家翟理斯写于1901年的《中国文学史》。而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才问世。作者是20岁的青年林传甲。
  最近一百余年来西方文学研究中出现许多新的流派,他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各有差别,运用各种独特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必然也会产生独特的结论。《中外文学交流史》在这方面都做了适当的评介,不过此书没有把这一点作为重点,使我稍感不足。
  文学艺术是极富温馨感的,因为它们使人们认识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文学艺术的交流不仅是促进其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增进了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从而更好地在这个星球上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