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5期

关于《一九八四》的点滴回忆

作者:唐师曾



  1994年初,中央电视台女主持张越来采访我,光阴荏苒,现在我已记不清采访内容。当时,她借给我一大堆书,其中有几本给我印象颇深,如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人》和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人》是法拉奇一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写的是她的的情人、希腊民族英雄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孤军奋战,毫不妥协”最终被人谋杀的悲怆故事。《一九八四》是英国文豪奥威尔1948年弃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作者从社会主义人道出发,抨击极权扼杀人性。张越借给我的这本译著出自名家董乐山之手,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她告诉我,这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苏联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由于印数不多又年代久远,所以十分珍贵。
  我这才意识到,我手中突然聚集齐了“十分珍贵”的三部曲。在此之前北大生物系吕植曾送给我一本《美丽新世界》,该书从生物学角度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共有、划一、安定”的孵化室,全体社会成员一律由试管统一孵化而出,千人一面、万众一心。这位生物学博士嘲笑我像该书中的主人公——因孵化事故制造出来的异类、那位到处碰壁的倒霉蛋。此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欧阳冰清又送给我一本扎米亚京的《我们》,尽管这些书对我未来影响重大,但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些书因“十分珍贵”而具备的收藏价值。
  我这人素来缺少独自吞吐天下的雄心雅量,偶有新得必拿出来臭显摆,这种劣习让我饱尝苦头可积习难改。碰巧张越采访我不到一星期,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又来采访我,我小人乍富忍不住把手头的三部曲拿出来展示。年轻的编导果然慧眼识珠,一眼就盯上那本《一九八四》,说要“借”回去复印。我闻言有些犹豫,由于该书借自张越,我担心一旦不测不好交待。可抬头面对中央大台信誓旦旦的恢弘气势,不由惭愧自己太小家子气,踌躇再三最终还是狠着心把书借了出去。不过再三叮咛,书是朋友的,千万仔细保护,如方便请帮我多印一份,复印后尽速赐还,我好完璧归赵。
  不料这一去与《一九八四》竟成永别,“东方之子”虽照来不误,采访由单机拍摄到双机拍摄,甚至跟着我离京出差,可直到功德圆满,“借”去的书仍如泥牛入海。幸亏张越是仁义之人,并不催我还书,可我做贼心虚,每见张越都如偷了人家东西,躲躲闪闪。大约过了大半年,我实在忍不住,打电话找到采访我的那位编导,问借去的书何时能用完。答曰,早就让摄影师还给你了。我大惑不解,忙解释说自采访之后我就没见过这位摄影师。编导日理万机十分繁忙,听罢答应抽空查问一下,以后又是泥牛入海。我预感不妙,抓紧时间升天入地跑遍北京大街小巷,希望能尽快买到一本同样的书以防不测,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我万般无奈只得解铃还找系铃人,抱着电话一催再催,厚颜无耻之后总算有了下落,电话那头说“书的确交给那位摄影师了,可那位摄影师是通过社会招聘的,有段时间没来上班了”。言罢给了我个呼机号,让我自己直接呼他。我大喜过望,升天入地总算有了下落,同时挺为自己的失礼不好意思。于是连忙打电话呼叫那位摄影师,可寻呼台小姐称,这台呼机已经半年多没交费了。我老羞成怒地再找到那位编导,她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两天把老头儿董乐山做成东方之子,从他家里拿一本。我再次闻言大喜,于是整天呆坐在电视机前,期盼董老先生早日变成东方之子。可时光弄人,时至今日东方之光似乎仍不肯照到董乐山身上,由此我走失的书自然仍旧是泥牛入海。
  据心理学家研究,人一旦受了委屈,至少会向50个人抱怨,我抱怨的头一个人就是北大哲学系的学长——书商王炜。我把王炜称作书商其实有辱斯文,因为即使到现在,王炜的真正职业仍然是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教师。俗语说“奸商奸商无奸不商”,我这人太守旧,对所有商人都持有偏见,特别是我原来一位挺好的同学因经商逐渐没了人味,由此更觉得凡书生开店都尤为可疑。所以长期以来,我与书商王炜之间走得并不太近。
  我是大病住院期间逐渐与书商王炜开始来往,成为莫逆之交的,尽管此前他与我素昧平生,可当他看到报上说我生命垂危残生难保,马上延医请药设法挽救我的生命。由于当时医生诊断我只能再活两个月,我也自觉生命无多,于是一面在病房里赶写《我钻进了金字塔》、《我从战场归来》,一面抓紧时间回忆今生还欠谁什么东西。“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告诉书商王炜,我不欠谁钱,也没人欠我钱。可我弄丢过中央电视台女主持张越一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小书,如果我小命不再,千万设法找一本代我还给张越……。
  弹指一年过去,不想苍天悯人,我辗转几家医院,听任中西医将我通体贯通之后,病体居然很有起色。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除白血球、血小板仍不及格外,主要机能开始好转,甚至获准出院。久病之人重见阳光再度拥有生命,觉得污染的天空也变得格外之高格外之亮,冻蛇复生般的我,早把自己病危时的善言善行忘到九霄云外。
  直到今年年初,风入松书店一位陈小姐来电话通知我去取预定的书,这才想起多年前弄丢人家的那本书《一九八四》。喜出望外之余,我风驰电掣地赶至北大南门风入松书店,可惜天时已晚王炜不在,只留下牛皮纸口袋中的两本小书。这是两本崭新的《一九八四》,杏黄色封皮,黑体书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译者仍是董乐山,但与花城版相比内容又有了修正,如“电屏”改作“电幕”等。唯一缺点是字号极小,我久病初愈看了头疼。书价也不贵,每本才十一块一毛钱,我见状狮子大张口,要求再买十本准备分赠当年喜欢此书的同志好友。不料店家说什么也不肯卖,声称只能拿走这两本,其他的书老板没让动。我不由责怪王炜的风入松太不会做生意,哪有有书不卖有钱不赚之理?难怪生意不景气!边说边掏钱包准备付书款,可风入松店员却死活不肯收钱,说老板特意关照,这两本书是他“个人特意送给唐老鸭的”,决不收钱。我更为诧异,凭什么守着书山不卖,却宁肯白送我两本书价才十多块的小书?
  我开始怀疑自己有问题,事后,我托人再到风入松书店替我买10本《一九八四》,结果仍是无功而归。去的人回来说,这本书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中的一本,全套共一百多册,出版社规定不能拆散单卖,要买就得买一整部。我这才恍然,王炜为我搜集这两本十几块钱的小书,就得拆散售价两千多块的两整套书,难怪风入松店员不敢随便做主。
  怀揣两本价值连城而来之不易的小书,我终于又可以坦然地面对张越,笑傲江湖、谈笑风生、海阔天空。张越满脸笑颜双手接过新版的《一九八四》,仔细打开崭新的书本,详细翻阅版权页之后,并不戳穿我隐瞒了五年多的阴谋。张越是好女孩,好女孩心细之外还绝对善良,善良的女人决不会让别人难堪。其实好心肠不仅女人才有,书商王炜就是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