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5期

汪曾祺的遗愿

作者:徐城北



  曾祺先生去世近三年矣。
  也怪,他生前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总是忘却不了。那是1997年的晚春,我去到他虎坊桥的新居,为送一份儿稿费。他接在手里掂了一下,很新鲜地“嘿”了一声。我问他最近还想出什么书,他摇了摇头:“嗨,早就不想了。我现在惟一想的就是——”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出一本书画集。”我临走时,他送到电梯口,又重复了这句话。等他去世后我一回忆,这似乎就是他的遗愿。
  如今,一本很像样儿的《汪曾祺书画集》就摆在我的眼前,汪的小女儿汪朝告诉我,这是他们三兄妹用《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稿费自费出的。同时又塞给我一本《老头儿汪曾祺》,作者就是他们兄妹三人,各人写各人眼中心里的父亲,书名也是他们平时在家里对父亲的称呼。我翻阅着这两本东西,许多往事浮现出来。
  我认识汪老近四十年,而且从家庭背景和个人气质上讲,和他也都是很近的。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沈先生和我父母半师半友的关系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他汪先生是一脚梨园一脚文坛的,偏偏现在的我也力求这样做。但是,在这近四十年中,我没能以晚辈的身分和他搞得很熟,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一是年龄差距,“代沟”作用;二是工作单位分属两个系统,很少有工作联系;三是长期对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好奇”,而又无从找到解答。记得“文革”当中我还在新疆时,就在报纸上见到他“上天安门”的消息。这从边疆人的眼中,应该是极为反常的事情。若干年后,我调进了中国京剧院,同仁中盛传他后来参加“说清楚”学习班如何尴尬,但这些消息埋藏心底多年,即使后来在吃饭或看戏的场合遇到,也不便当面动问。这就是我认识多年却又难于深入了解的原因。
  这次非常有幸,读到了《老头儿汪曾祺》这本子女写父亲的传记文章。三兄妹中最大的是男孩汪朗,他一人写了半本多,依时间的先后为序,力求不遗漏父亲的“一生要点”。他的文章恰巧与我平时的点滴了解“相遇”并彼此补充,结果使我心中埋藏的问题迎刃而解。下边我就依照时间顺序略略谈及,相信会有人和我的情形相似。
  50年代末,在我还上高中时,就知道他从张家口调进北京京剧团。一个“右派”能够走出这一步很不易,“右派”不但回北京,并且是回到一个相当“有名的环境”,肯定需要“得遇好人”。“好人”谁耶?首先是杨毓珉了。他是汪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是剧团当中的党员编剧,但“业务”赶不上汪。是杨主动向上级推荐了汪,才使汪得以回到北京,有了这样一个相当舒适又相当“保险”的安身之所。另一个好人就是萧甲,他是延安干部,又是剧团领导,在处理名利问题时,能屏除个人私利。当《芦荡火种》剧本出版时,是他全权作主,把四个作者的名次这样排列——汪曾祺、杨毓珉、薛恩厚、萧甲。公布这个次序时我还在北京学习戏曲编剧,立刻心中就“嘎登”了一下——它今天看很正常,但在当时却很开风气之先。
  后来北京京剧团演出《芦荡火种》,江青开始介入。在汪和江青之间,究竟是谁更主动?书中介绍,一次萧甲陪江青看《沙家浜》,江青问:“词写得不错,谁写的?”萧甲据实以告。江青听了,没再说什么。后来,江青提议改编《红岩》为京剧时,才又想起了汪,决定让某部队作者与汪合作。部队作者保证一定和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则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
  “文革”初期,汪遭到一般性的批判,批斗、罚跪、劳动……一样都没落下。某日早晨正在抬煤,被一个领导看见,把汪叫到近前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表个态,不要长,五分钟就成了。”刚刚说完,那人又说:“有三分钟就行了。”遂“解放”。
  汪确实有“才”,但他的“才气”究竟在哪儿?许多时候在唱词中——像“垒起七星灶,铜湖煮三江”就出自他的笔下;有时也表现于应对的敏捷上。有一次江青带人审查《沙家浜》剧本以求最后定稿。办法是把创作人员找来,大家一人一句念,江青他们听。没异议就继续,有异议就当时改。——谁来改呢?编剧首当其冲,汪又是编剧中第一名,自然责无旁贷。审查连续搞了十几个小时,最后是汪的敏捷应对让江“很满意”。
  后不久,上级让汪给《红旗》赶写一篇文章,时间很紧。晚上忽然通知汪第二天上天安门。汪没在意,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上天安门)?”军代表说:“什么事儿全都放下,这件事(上天安门)别人怎么能代替?”汪遂登天安门,却又发现林彪念声明时出现一处错字。
  粉碎“四人帮”后,剧团进驻工作组,本来没汪什么事,是他自己“跳了出来”,给工作组提这样那样的意见。结果后来更换了工作组,认为从前的做法“太温和”,肯定“四人帮”覆灭前留下了第二套班底。由此汪则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为什么上了一次天安门就无声无息了?……结果审查了两年多,光交代材料就写了十几万字。汪苦闷时给老同学写信说:“最近发明一种吃食:买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碎剁的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回锅炸焦,极有味儿……”
  后来,汪到湖南桃源时,写了一首让他自己都十分感动的诗:“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大约从此时起,他和京剧的缘分告一段落,则把经历和兴趣又转回到文学上去了。
  以上这些,有些是我素来掌握的材料,有些是汪朗文章中的提供,二者相互补充,结果传主在“文革”前后的思想发展脉络就联贯和鲜明了。显然,这是一个可信而又特殊的“人”。我因此又明白了那个时代当中一个十分特殊之人,我感谢汪朗。
  此书还有两位女作者(汪明和汪朝),是汪朗的妹妹。她们的文章更多是谈家庭生活中的“老头儿”。汪明介绍说,爸爸和妈妈外出散步,某次遇到另一对老夫妇。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老先生推着轮椅缓缓前行,还不时弯下腰身子和老太太说些什么。妈妈忍不住赞美说:“真美!”爸则莫名其妙:“这有什么美的?”妈说:“将来我要成了那个样子,你推不推我?”爸骇然:“好好的,干吗要那个样子?”“万一呢?”“没事儿找事儿,不推!”妈做出很认真的样子:“那我也不推你!”“好,不推就不推!”——两人都笑起来。
  汪朝在文章中说,哥哥和嫂子谈恋爱时,由于姐姐和嫂子在幼儿园时就同班,小学是同学,因此毫不拘束。嫂子在党校工作,姐姐就坏坏地管他们约会叫“上党课”,于是不久,全家就通行了这个说法。爸经常在厨房忙做饭,有时会忽然伸出头来叫道:“汪朗,你党课几点?”
  读了这些,不禁让人莞尔,同时笑过之后,又增加许多沉默。
  关于汪先生的书画,我还要略说几句。大约是1995年暑期,全国各地的十来位文化人,一起去大连参加一个笔会。汪先生年岁最大,最年轻的可能是我。他真能喝酒,午饭喝,晚饭喝,晚饭后请他写字绘画从不推辞,只是要有好的白酒“作陪”,同时又把苏叔阳和我曳上。他习惯把左手放在裤兜里,右手拿毛笔,宣纸下边有张报纸就行。但酒瓶和酒杯则也放右边,等停笔打量画儿的时候,就用右手把酒杯端起,一边抿一边品。他一晚上可以飞快画上几十幅,但也要喝上一斤左右的白酒。这么喝过画过之后,第二天至多早上睡个懒觉——吃早饭就免了,但等到大家早饭后准备参加上午活动时,他也精精神神、有说有笑站在车门儿边上了。
  酒,似乎是他的灵魂。林斤澜说,要是没有酒,他这二十年的好文章就未必能出得来。这,兴许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说法。至于书画,则是他灵魂净化之后的又一种外化形式。别人一种外化都未必能净化,他两种都来得痛快淋漓,而且还纯粹无比。
  他很随和,谁跟他要画他都给,遇到熟人常主动问“你那儿还没我的画儿吧?”如果得到了肯定回答,他会自费把画裱好了再送人。但他一转头又(对我)说:“这么着偶一为之行,要是多了我也受不了。”说完,就不好意思地率先笑起来。
  我手中就有他三幅画,两张是去信索要的,一幅是在笔会过程中“截留”的。我依稀记得那一次的情景——笔会当中,他先用很细的笔蘸了浓墨在宣纸中部勾勒。他连续画了好几笔,我才看出这是一只小鸟的眼睛和头颅,然后又用大笔蘸满淡墨画小鸟的身子,毛茸茸的,和齐白石画小鸡之法颇为相似。就在我思索的当儿,一只绒毛滋生的小鸟已然挺立纸上。然后他停笔——抿,品。我一看好,立刻说“这张给我——送给我和我爱人吧。”他点点头,在其身边又画了一只。两只一正一侧,姿态甚佳。然后背景先画一个古瓶,瓶口开得很高,我失声轻说“糟了”——他回瞅了我一眼,以浓墨写枝干从瓶口“倒泻”出两束梅花,大写意,和“八大”很近似。最后题字,他先扭头问我:“是幼稚的‘稚’吧”,我点点头。于是他一气呵成写了“城北稚珊平平安安”八个字……
  当年,是我心气正盛的时候,对这“平平安安”四字有些不以为然。现在年纪大了些,身体也开始出毛病,反倒觉得这四个字其中意味深长,人生能够平安就好!
  汪的书画具有相当水准,一因有幼功,二是他把自己的人生阅历以及对他人的美好企盼全都搁了进去。在这方面,我算是得天独厚。从60年代开始,我得到他用毛笔书写的长信多幅,他习惯横幅竖写,长卷似的,既是对我谆谆教诲,自己也过了一番书画瘾。
  这次自费出版的《汪曾祺书画集》都是三兄妹从家里寻找出来。三兄妹说,老头儿书画最好的时期,是他六七十岁之间。七十岁后的作品,质量反倒不如当年。确实,这些揉皱了被卷着放在角落中的残纸,一旦舒展装裱开来,真是精彩无比。但我总感到有些美中不足。因为汪先生的书画精品,目前珍存在广大文化人的手中,每一幅书画几乎都能引发出一则很有人文价值的佳话。于是我忽发奇想——能否再度广泛征集,连同被馈赠者的简短文章,将二者“合”在一起,最后形成一个“汪曾祺书画二集”呢?
  说到这儿,是否可以认为汪先生的遗愿全部得偿了呢?从广义说,似还未必。因汪的《全集》当中收了几封给我的信。其中一封说道:“我不脱离京剧,原来想继续二十七年前的旧志:跟京剧闹点别扭。但是深感闹不过它。在京剧中想要试验一点新东西,真是如同一拳打在城墙上!你年轻,有力气,来日方长,想能跟它摔一阵跤。”汪朗在他的文章中也引录了这段话,随后又说:“爸爸曾寄予厚望的徐城北,没过多久也让京剧摔出了跤场。”这话也对也不(完全)对。说对,是因为早就离开了京剧编辑生产的第一线;说不(完全)对,是我转换了一个方向去展现我对京剧的研究。我曾请汪先生给我一本谈京剧文化的书写序,他在序言中一方面说我干京剧是“自投罗网”,同时也认为我对梅兰芳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以为是深刻的,独到的”。事实上他说的是我在1990年写的《梅兰芳与二十世纪》一书,这书可能当时因他出国而没送他,但他后来确实是找来看了的,这让我很感动。我属于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类型,1995年又出版了《梅兰芳百年祭》一书。两三年前,曾有出版社的朋友建议我再写一本《梅兰芳与二十一世纪》,并将三者“打通”,构成一个有机体,最终以“梅兰芳三部曲”的形式出版。这个提议很让我激动,两三年来我打了四遍提纲。现在书稿业已完成,出版社也已经谈好。从这个角度看,我的所作所为,也似乎应该不再让汪先生留下遗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