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5期

可有兰苕绵世泽

作者:徐雁平



  德清俞氏,自俞樾崛起,到曾孙俞平伯,尽管都是单传,但文化世家的香火还是令人欣慰地传下来。三代承风,方称世家。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指出,能传承家风者,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靠人才;而且世家的兴衰,还得从移殖(人的迁徙流动)、世族及人数,以及婚姻关系等方面来考察。持此数点以衡量俞家,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俞家人丁不太兴旺。俞樾生有两子,一早亡,一有病,后得孙俞陛云,俞樾亲自教授,俞陛云亦不负厚望。等到俞樾八十岁时,俞平伯出生,老人更是将传承家学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当俞平伯去私塾开蒙时,老人有诗以记当时情境:“喜逢日吉又良辰,笑挈曾孙上学堂。一岁春朝新甲子,九天奎宿大文章。更兼金水相生妙,能否聪明比父强。记有而翁前事在,尚期无负旧书香。”薪尽火传,斯文不没,干春松于此有文记之,详见《读书》(1999年第9期)。接下来,在俞平伯之后的俞家,却又是另一种景象了。
  可以说以“花落春仍在”名世的经学大师俞樾,一直是俞平伯生活中“心安理得的权威”,是一种属于家族的荣耀,是一种启迪诗思的源泉,是一种精神的归依,有时似乎又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1923年俞平伯重印“俞曲园携曾孙平伯合影”,洗印数十张赠送亲友,并用曲园原韵,作诗以“示霜露之感”:“回头二十一年事,髫髻憨嬉影里收。心境无痕慈照永,右台山麓满松楸”。1960年又依曲园《自述诗》,题咏旧居,有“徒咏先芬薜荔墙”、“眼前尘世几沧桑”之句,这类感怀先人的诗作,在俞平伯的旧体诗中还有多首,就像曾祖所牵挂的一样,俞平伯心里也时时想着世家流衍,故而诗中常有对人世的变化和生命的代谢的感慨和欣喜,如上诗中的“甲子双周人四代,重孙经过已华颠”;以及“儿女归家笑语亲,兰苕玉树各生春”,“累叶清华难嗣音,一门雍贵合传孙”,“但使家儿都自玉,会延祖德到云昆”。
  俞平伯生有二女一子,子名润民。据他的《秋荔亭日记》记载,1931年3月31日“天气渐暖,阅小儿日记”,4月22日“下午至成志小学看润民讲故事,神气尚好,只是说得太快”。父对子充满温情的关注,在这简短的文字中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得到。这好像是俞樾八十岁时挈曾孙开蒙的往事再现。然而,同陈寅恪的三个女儿没能继承父业一样,俞润民学的是化学。新式教育给学生们提供了太多选择的可能性,这是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科举时代所无法想象的;而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些年青人身上所熏染的世家书香难以抵得上时代潮流的冲洗,他们走的是父辈未走的新路。这当然是合乎时代的事,但对于一个传承几代艰难维持的文化世家来说,则是瓦解衰落之前兆。因此70年代俞平伯下放河南农村时,在写给俞润民的信中,还苦中作乐,与他谈谈诗,这是不是在暗传或潜补家学?
  1976年俞樾辞世七十周年之际,俞平伯“感赋绝句以示儿辈”,其中有“总有清荫庇远昆,身前身后事难论”的慨叹,社会制度的剧烈改变,以及文化的浩劫,文化世家存在的空间已无处可寻,故他在1975年的一首诗中留下“七代蝉嫣先泽永,百年家世水萍留”的诗句。70年代初期,“润民往小站公社,栋栋(孙女俞华栋)往内蒙古乌盟插队,昌实(孙俞昌实)将毕业初中”(见《俞平伯诗全编》第507页),后来,俞昌实参加自学考试,俞平伯在1987年7月20日给俞润民的信中对此颇感痛心:“昌实努力前进不易,还要考几门?说起‘民法’我头都痛了!何况考试。栋、李(即俞昌实)皆有才而不能有大成就,可惜!都是我耽误他们的,我心为之谦然。若栋栋之去内蒙古,不殊昭君出塞也。”劫难给俞平伯心境抹上一些颓唐的色彩,这在《丁巳[1977]夏旧感怀三章》第一首中即能窥见,这是一首“敬次春在堂清光绪丙午年临终自喜诗第三首原韵”的诗作:
  孳萍吹絮了无痕,七九衰年幸获存。
  自知新知多创变,不将旧学累儿孙。
   当初漫卜童蒙命,今日休言齿德尊。
   凄恻八龄承末命,倘延祖德到云昆。
   俞昌实已被耽误,挽回重塑已是困难重重,俞平伯将目光投向俞昌实的下一代。1981年在贺孙子的婚礼诗中有“可有兰苕绵世泽”,可见他的期盼之心。1983年果如所愿,得一曾孙,俞平伯细加琢磨,为他取名“丙然”,对他的“形状相貌”也很注意,叮嘱俞昌实夫妇对小孩不要娇宠,要注意培养,如此“可重兴祖业也”。俞平伯还特为“曾孙丙然生于津门”赋诗二首,中有“八十年中春未老,已延祖德到云昆”,在《俞平伯家书》一书中,此诗有小注“清光绪丙午曲园公临终自喜诗云:‘更喜峥嵘头角在,倘延祖德到云昆’。时衡(俞平伯又名俞铭衡)八龄,知期望甚殷,读之感泣,瞬历七十七年,今丙然于公为昆孙,斯言信矣,敬遵原句,得易一字以完夙愿,亦先人之所喜也。”
  俞平伯至此该松一口气了,但他仍关注着小丙然的一举一动,俞润民来信说小孩“动作太猛,有时要打人”,俞平伯觉得这一点“诚宜注意”,因他已微有所感,“此儿要改变门风”,并让俞昌实好好看看《种树郭橐驼传》。小丙然上幼儿园后,他又强调这一阶段的教育“关系最大,古书所谓‘蒙以养正’,即以此义”。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推求之必要。”(第41页)细加推究,当然不能忽视世家重视家塾教育。世家家塾教育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们注重从小以孩子打好根基,根深才能叶茂,故多请名师来教授,如唐兰在周叔家、谢国桢在梁启超家、柳诒徵在陈三立家教过他们子女。到了小丙然这个时代社会又发生变化,而且现代教育的体制化与普及,也使得私家教育几无立足之地。但俞平伯和俞润民不愿看到世家的香火在他们手上熄灭,故俞润民向他征询小丙然以后读什么书的问题。俞平伯回信说:“丙然将来读书什么都好,不必拘泥。古书可酌读,随宜决定,如《大学》、《论语》篇幅不多。(《大学》我有校正宋儒朱注处,可面谈)将来你能大意讲给小孩,亦算传家”。这可以看作是俞平伯的文化托命。但愿这位文化老人的厚望不要落空。“文化世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稀有之物”,它们的存在或许是文化多元性的标识之一,它们的复兴和重建,可能因为社会文化制度(如生育观念和生育制度)的变化,有种种的困难,但在偌大的一个中国,只要人们能在进行经济资本的积累时,也注重文化资本的积累(杜维明语),我们的人文景观肯定不会单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