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中国是怎样培养航天员的

作者:范登生



  20世纪60年代,美、苏之间围绕争夺太空优势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竞赛。面对美苏之间的太空较量,毛泽东以“可上九天揽月”的英勇气概,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
  
  “714”工程启动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
  
  1966年3月底4月初,国防科工委主持召开了一次极为秘密的会议,召集航天科学家、学者,经过20多天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中国研制宇宙飞船的发展规划。周恩来在听取专门汇报后指出:我国在卫星研制的同时,宇宙飞船的研制工作也应该逐步开展起来。
  
  1967年7月,中科院和七机部联合办公,对我国发展载人航天的途径和步骤作专题研究。
  1968年4月,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成立,专门负责航天医学的综合研究工作。
  1970年7月14日,我国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刚刚80余天,毛泽东就圈阅了我国建造载人飞船的报告。载人飞船工程以毛泽东批复报告的7月14日为代号,对外称之为“714”工程。“714”工程的启动,标志着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全面展开。
  “714”工程启动后,除一个个技术难关亟待攻克外,最紧迫的莫过于航天员的选拔和培养。空军和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承担了首批航天员的选拔任务,并成立了专家组。专家们参考和借鉴美苏的一些经验,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标准。
  10月,这支专家选拔队伍乘坐空军派出的专机出发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跑遍了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四大空军的十多个飞行部队,蹲点考察百余处。
  通过政治思想、飞行技术的审查和最初的体检,在大约1840名歼击机飞行员中,摸底后有215名符合初选条件,进行再次筛选,初选合格者还有88名,然后开始更加严格的复选。复选要进行详尽的临床医学和航天适应性检查。复选地点设在北京,由空军总医院、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与初选组共同组成复选组,下设处理日常工作和各项目检查安排的办公室、负责飞行员审查和政治思想的政工组、临床医学检查组、航天特殊因素项目检查的特殊因素耐力检查组、保证飞行员生活和医学监督的医务保障组。复选的队伍相对庞大,从空军机关、空军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到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共上百人。
  航天员的选拔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就是参选的飞行员也不知道体检的真正意图。88名飞行员集中住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一座封闭的小楼里,除了接受检查不准和外界接触,连与家人打电话通信都是被禁止的。多年后,当年参加选拔的方国俊回忆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特殊的体检就是在选拔将来进入太空的宇航员,通知上说是为改装新型战斗机做体检。家人也不知道他到北京做什么,几个月没有消息,直到一个团的战友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看病,无意中撞见了他,才知道他的去向。
  前庭功能检查是最难的一关。选拔人员让小伙子们坐上用安—2飞机改装的失重飞机模拟太空中的失重飞行。飞机忽上忽下,又是盘旋又是翻滚,飞行员们不仅要经受失重的考验,还要经受起飞下降时超重考验。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一会儿身轻如燕,一会儿千钧压身,鼻塞、粘膜充血、眼睛产生黑视、耳鸣脑涨,其中滋味被当时参加体检的王德汉形容为“翻天覆地”和“翻江倒海”。虽然这些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受过多次特技飞行,有的照样会在这样的超失重交替进行的飞行中败下阵来,吐得七荤八素,面色苍白。
  到所有项目检查完毕,空军总医院那座神秘的小楼里仅剩下33人了。就这33人也不是最后人选,他们还要经过众多评委参加的优中选优的最后一关定选。评委们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斟酌和综合测定,最终敲定了19名预备航天员,对外称20名。
  选拔工作刚刚结束,培训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971年4月,中央军委在一次会议上研究航天员训练问题时,认为航天员训练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空军有丰富的飞行训练经验,决定航天员训练还是由空军负责。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
  5月15日,空军“宇航员训练筹备组”正式成立。
  按照空军领导的意图,先把领导班子配备好,包括宇航员、警卫部队和保障人员,成立一个由500人组成的单位,预计通过半年准备,在1971年11月把选出来的宇航员进行集中开始训练。
  正当航天员训练工作如火如荼展开之时,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航天员选拔的有关工作戛然而止。1971年10月,这批充满雄心壮志的中国首批航天员,还没投入到真正的训练,突然接到通知:任务暂时推迟,回原单位参加工作,并要求他们以党性保证,不对任何人包括家人提及这次选拔和整个训练计划。从此,“宇航训练筹备组”也随之解散。
  首批航天员的训练“胎死腹中”,林彪叛逃事件是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难以承受。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就有颇多争议,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定案:载人航天的事暂停一下,先处理好地球上的事,地球以外的事往后放一放。
  首批选拔的航天员虽未跨进载人飞船,但那次选拔积累了经验,为20世纪90年代航天员的再次选拔打下了基础。
  
  “863”计划再一次吹响
  中国向太空进军的号角
  
  1986年3月3日,中国四位老一辈科学家杨嘉墀、陈芳允、王大珩、王淦昌给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
  3月5日,邓小平看信后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随即,中央组织了数百位专家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从此,中国的高科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由于四位科学家上书中央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是在1986年3月,由此催生了这个高技术发展计划,通称为国家“863”计划。
  “863”计划选取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作为我国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而航天技术领域在“863”计划中位列第二,故简称为“863-2”。
  航天专家论证“863-2”目标时,普遍认为:我国航天技术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形成了包括航天器系统、航天运载器系统、航天发射及回收系统和卫星运用系统等较为完善的航天工程体系,航天工程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有些方面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在载人航天方面仍然是空白。因此,“863-2”的目标是为适应21世纪需要,研究发展可长期使用的空间站系统及大型运载火箭,研究发展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以增强我国航天技术实力,开发空间资源和发展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
  为此,在航天技术领域设立了两个主题项目:一是大型运载火箭和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二是载人空间站及其应用。
  “863”计划的实施将中国中断了近20年的载人航天工程重新列入了国家计划,再一次吹响了中国向太空进军的号角。
  1987年2月,“863”计划航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宣告成立,两个主题项目也分别成立了专家组,并对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总体发展蓝图及具体途径进行全面论证和预先研究。
  1988年10月,载人航天专家委员会召开会议,把总体发展蓝图集中到两个方案:一个是首先研制一种推力为15吨—20吨的大推力运载火箭,用来发射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和空间站;另一个是首先利用我国现有的“长征二号E”运载火箭进行适当改进后发射一次性使用的载人飞船,作为我国载人航天的第一步,之后再建立空间站。最后经反复论证,得出结论:中国载人航天应该从飞船起步,这样技术难度小,经费比较低,同时有成熟的运载火箭及回收经验,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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