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

作者:陆南泉



  过去有人说,赫鲁晓夫下台是中共的“九评”批倒的,实际并非如此。以下史实从一个侧面也可说明这一点。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对此立即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派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了解一下情况,试探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1964年11月9日,周恩来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说: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后来,周恩来询问赫鲁晓夫下台政治原因,苏共新领导没有立即答复,只是到了第三次,即最后一次会谈时,苏共新领导用了20分钟时间泛泛答复周恩来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和苏共纲领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赫鲁晓夫主要是在国内工作的某些方面,以及在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方面犯了一些错误。这说明,苏共方面认为,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方面并没有错,当然,大论战也不是影响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原因。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苏斯洛夫在1964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作了说明。他列举了赫鲁晓夫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而在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委托主席团委员波利扬斯基起草苏共中央主席团向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之所以没有采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而采用苏斯洛夫的报告,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虽较全面、深刻和尖锐,但有些错误的责任很难说完全应由赫鲁晓夫一人承担,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难脱干系,出于策略考虑,未加采用。而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较温和,只是概括地、粗略地列举了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二是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回避了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处理与各国共产党关系方面的错误。而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涉及到对外(包括对各国共产党国家)关系,还在总体上肯定苏共反华政策的前提下,也承认对华政策中的某些错误。两份报告虽有差别,但基本内容和观点是一致的;并且这两份报告的一开头,都强调苏共二十大的各项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里,我们着重从体制、经济等苏联国内方面,分析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
  
  一、从政治体制角度看,赫鲁晓夫所犯的严重错误是背离了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又不善于正确运用这一权力
  
  这样就造成以下的状况: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内外政策问题,中央集体无法进行自由的、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的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写到这里人们可能要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揭露其极权政治产生的严重弊端问题上,后来他为什么在不少方面又走斯大林的老路呢?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为什么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呢?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一些分析。事情的发生亦是有个过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党内没有民主、对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赫鲁晓夫,之所以会背离这条路线,“这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权力集中在一个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亚·尼·雅科夫列夫对此说道:“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
  
  二、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看,由于改革未取得成功,使得经济状况呈现恶化的趋势并出现混乱局面
  
  下面根据波利扬斯基的报告材料作些分析。
  1.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下降。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苏联社会总产值从1956年到1963年八年间,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见表一)
  
  表一:社会总产值下降情况
  
  国民收入指标也出现了下降,直到1964年初,在年中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三分之二(详见表二)。
  
  表二:国民收入下降情况
  
  2.一些重要的质量指标不断恶化。以固定资产的利用指标为例,在七年计划的四年当中,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上述指标降低了9%,而在农业当中甚至降低了21%。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1950—1955年,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8%,而在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下降到5.6%,1962年为5.5%,1963年为5.2%。而按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材料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
  工业中的“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更加失调。到1963年,这种比例失调已经达到创记录的水平。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为10%,比“第二部类”的5%高出1倍。
  3.农业生产形势严峻。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四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按价值计算的总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五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严重缺粮和缺饲料,导致大量牲畜被屠宰,结果使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到1964年,肉类产品在各地普遍出现长时间脱销。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应也发生了严重困难。为此,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后来动用了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另外还动用了国家的国防储备粮,才未实行凭卡供应粮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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