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习仲勋:陕甘宁边区土改纠偏

作者:贾巨川



  1947年7月底,习仲勋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和陇东、三边战役后,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让他回西北局主持工作,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
  
  义合会议起波澜
  
  1947年9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又连克米脂、佳县县城,至10月中旬,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整个绥德分区全部收复,习仲勋和贺龙、林伯渠率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由山西离石县等地西渡黄河,回驻绥德县义合镇一带。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一起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边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了黄河东西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
  11月1日,会议在距义合镇不远的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这次会议习惯称为“义合会议”。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揭发了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了那些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检讨了那些对党的政策、对党统一领导的不严肃态度,反对了干部中工作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毛病”。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会议作出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但在义合会议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会议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2/3)和新区(占1/3)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地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
  
  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叫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勋,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23日,习仲勋代表西北局作了总结报告。他说,义合会议是在边区战争进行了8个月,许多重大方针问题需要解决,以便动员全边区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8个月战争中暴露了边区党和政府、军队组织上、工作上许多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揭发、批判和纠正;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已颁布,边区需要依据这个土地法大纲,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进行整党工作。他在总结报告中将会议收获主要归纳为: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进行整党工作;初步整顿了党的领导队伍,使得干部阶级观点提高了,对敌斗争意志增强了;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打掉了许多;对党的政策、对党的统一领导,进一步重视了,使各项工作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并随时改正各项错误,循正确道路前进。
  义合会议后,各分区、县也召开了会议,积极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个别地方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土改中的问题相当严重。他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
  
  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时任晋蒙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人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5天,竟一塌糊涂。我看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指绥德分区以招收干部子弟为主的小学)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针对一些地方在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习仲勋在听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总是提醒在运动中要防“左”纠偏,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特别是当他了解到担任陕甘宁边区副议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被批斗,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并明确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中央扩大会议纠偏
  
  正当土改政策出现偏差的时候,习仲勋接到到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这次会议由于是12月在杨家沟召开的,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习仲勋是骑马赶赴杨家沟出席会议的。
  
  杨家沟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12月7日至24日为会议准备阶段,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阶段。会议准备阶段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土改小组的讨论集中围绕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展开。习仲勋、李井泉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分别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及问题。参加土改小组讨论的叶剑英听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内战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自己孤立了。赤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渐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
  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起草好会议的主题报告,逐一同参加会议的同志谈话,听取意见。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让习仲勋回答。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毛泽东接着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他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
  在中央扩大会议期间,著名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在土改中违反政策冲击民主爱国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请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但还是要保护他们。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又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给分了,赶出家门。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代?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归还了安文钦的财物并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