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悠然见“南山”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近期,来势汹汹的安徽阜阳EV71感染病疫情又一次引起社会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早在“非典”肆虐后的次年,人大代表钟南山就希望尽快建立针对整个传染病的预警系统,一个突发疾病的预警系统,包括“非典”,也包括人、禽流感等,并且在两会上呼吁对公共卫生立法。
  但是,几年过去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公共健康危机的有效应急处置机制仍然不健全,重大突发传染病的疫情、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重大疾病的流行蔓延仍在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低,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在今年的两会上,钟南山一如既往地“高调”问政。“传染病医院应建立财政投入长效机制”、“医改的关键是强化基层社区医疗”、“禽流感死者多因没钱治”……诸多言论令他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人物。
  人们将钟南山称作“勇敢战士”,这当然是因为他在抗击“非典”战斗中的杰出表现,以及一以贯之的“敢为民言”的姿态。
  那么,这位勇敢的战士是怎么炼成的呢?
  钟南山,福建福州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79年到英国进修,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5年后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保健医生,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国际胸科协会特别会员、亚太分会理事。
  钟南山现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州医学院院长、广州市科协主席、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兼任中华医学会理事和广东、广州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呼吸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即全国劳模);1997年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4月24日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体育的一个信念就是力争上游
  
  钟南山的名字因“非典”而家喻户晓,然而“非典”故事之外的钟南山却鲜为人知。
  他能歌善舞。2001年,他担任广州医学院的院长,在校庆晚会上,65岁的钟南山头戴小方帽,身穿维吾尔族盛装踢踏起舞,成为整场演出的重头戏。
  他还是一位运动健将,业余时间常和同事打羽毛球。钟南山从小就喜欢体育,田径、游泳样样在行,上中学时就在广州市运动会获得过名次;1958年在北医读大学三年级时,又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第一届全运会400米栏的全国记录,并一举夺得了男子十项全能亚军。时至今日,北医还有几项由钟南山创下的运动会记录无人能破。
  
  钟南山:我对体育的看法是:我认为它不只是锻炼身体,而且能够培养出一些很好的素质。你在跑400米的时候可以为了提高一秒半秒训练上一整年,那你为什么不能在工作、学习等各方面为了提高一分钟一个小时的效率而节约时间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争取高效率。我在大学的时候,又要训练比赛,又要读书,所以逐渐形成了高效率的习惯。
  记者:您读大学时曾经破过全国记录,而且那个时候国家、北京都曾经想选您去当运动员,那个时候您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学医,去做一名专业的运动员?
  钟南山:我曾经有过两次机会,一次是1955年3月,那时候我上高三,代表广东省参加上海全国运动会,我跑400米跑了全国第三名。当时国家队提出,那个时候叫做中央体育学院,让我去北京集训。我觉得自己个子也不高,身体素质也不怎么好,所以很犹豫。再加上家里绝不同意我搞体育,所以后来还是回来补课考大学去了。
  
  钟南山的篮球打得很好,这是因为家有爱妻指导。他的妻子李少芬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女子篮球队的副队长,曾代表国家队参赛13年。电影《女篮五号》的原型就是取材于她和队友们的故事。
  
  记者:所以您的妻子也是一个名人。
  钟南山:那个时候她比我出名多了。
  记者:那个时候您已经选择了离开体育事业,但同时您又选择了一位体育名人做自己的夫人,自己会不会有压力?
  钟南山:是碰上了。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所以比较容易谈到一块儿。我曾经想过:假如从事体育事业的话,当我不能够跑的时候估计我会搞运动医学。
  
  钟南山的一对子女也都有不俗的体育成绩。女儿钟帷月1994年打破过短池游泳的世界记录。儿子钟帷德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的医生,也是医院篮球队的绝对主力。空闲的时候,妈妈当裁判,父子打配合,一家人常常会在体育场上享受“聚会”的时光。
  
  记者:孩子们的体育爱好是您有意培养的吗?
  钟南山:也不是有意培养,反正他们经常跟我们一块儿。体育的一个信念就是力争上游,在任何时候都要比别人更好!在友好的竞争里,不是我要把别人压下去,而是我要比他更好,只有在这种精神中这个世界才能够进步。
  记者:这实际上是对意志的锻炼,也是对素质的提升。我发现在学校里很多很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后来的工作做得都相当好。
  钟南山:就比如说,很多美国总统都是体育爱好者。
  
  就像我父亲讲的:做人要问心无愧
  
  钟南山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医的。他的父亲钟世藩是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从小是个孤儿,也曾经做过仆人,这种特殊的身世使钟世藩学习非常刻苦,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学美国。在钟南山年幼的时候,为了进行课题研究,父亲买来小白鼠在家里的书房做实验,钟南山的医学启蒙也由此开始了。
  
  
  钟南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资都很低,在医院里很难做科研,没有地方,也没有条件。我父亲是做脑炎病毒的,他为了做临床研究,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很多小白鼠,医院里没有地方养,他就养在家里。我们家那时候住在中山大学,以前是理南大学,三楼全都是老鼠,都是自己去喂,去观察老鼠。由于养老鼠味很大,所以我们全家都是老鼠味。
  记者:你们反对吗?
  钟南山:我们没反对!我就是觉得老鼠很好玩。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有人问:“钟世藩的家在什么地方?”有人就会说:“你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大就是他们家。”我从小在医院里耳闻目睹他们对待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晚上也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我们家看病,孩子经过治疗恢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我父亲也会很开心。那时我就觉得:当医生能够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也有很强的满足感。这个是当时选择学医的一个原因。
  
  父亲的正直给钟南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前夕,钟世蕃时任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这是当时广东最大的医院。1948年,在广州解放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有两个不速之客常常光临钟家小楼。这两个人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卫生署的专员,他们的目的是来劝钟世藩携带医院的钱款离开大陆去台湾。
  
  钟南山:他们来找我父亲,一个原因是他是专家,第二个原因是他手里还掌握着广州中央医院的钱,他们希望他把钱也带走,那是1948年的事情。我父亲特别痛恨当时政府的腐败,说实在的,他当时对共产党也不大了解,但总觉得这些钱应该留在大陆,他应该在大陆工作,因为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他后来还是拒绝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决定去台湾的话,我们全家也就在台湾了。
  记者:那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笔钱全部上交了?
  钟南山:对,他后来就全部上交,有13万美元。
  记者:13万美元,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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