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李先念呕心赈粮荒

作者:蒋冠庄 高敬增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无论城乡,人们口粮都很紧张。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各地纷纷告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不顾自己刚刚受到错误批判,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情况,参与作出并组织实施了一些重要决策,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直陈粮食危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到1959年下半年暴露得更加明显。庐山会议后,又错误地在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加之从这年起,全国大面积农田连续几年遭受自然灾害,致使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实际为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人均占有粮食为433斤,比1957年减少170斤。一些干部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不敢讲真话、实话,高指标、浮夸风卷土重来,粮食虚假的高产数字降不下来,1960年粮食产量指标仍定为6000亿斤。这样就使中央原来确定的粮食“三定”政策受到破坏,带来了粮食的高征购。1959年到1961年三年粮食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其中1959年粮食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9.6%。而在正常年景,粮食征购数仅占粮食产量的20%多。大量征购过头粮,不仅征购了农民的一部分口粮,甚至征购了来年的种子和饲料粮。1960年、1961年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国家确定的粮食征购数量过高,征购指标根本无法完成,城市和工矿所需口粮也难以正常供应。无论城乡,人们口粮都很紧张。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人们不得不靠挖野菜、捋树叶、挖观音土充饥。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据后来的统计,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就比上年减少1000万。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为正常年份的几倍。
  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临青黄不接。面对这种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李先念不顾自己刚遭到错误批评,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提出解决意见。1月13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粮。4月16日,他又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他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是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泽东接着说:“你是怎么捕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毛泽东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李先念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仅细心地听,而且不时地提出问题,李先念一一做答。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留李先念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李先念从毛泽东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调查研究
  
  当时,李先念还亲自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河南省的一些地区在“大跃进”中搞浮夸风十分厉害,因而招致的祸害也大。1960年6月至7月,李先念受中央委托,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他发现,饿死人比较多的光山县是信阳地区的一个重灾区,搞浮夸最严重,县里干部竟然宣称亩产高达万斤。许多社员的口粮、喂牲口的饲料粮都被征购去了,社员只好捋树叶、扒榆树皮充饥。他看到这里一些农民骨瘦如柴,许多人得了浮肿病,甚至有一些人因无东西吃而饿死,心情非常沉痛,流了泪。他坚定地表示,干部如此严重的不正之风和由此引起的饿死人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他反复地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讲解中央的政策,鼓励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同甘共苦,一起渡过灾荒。
  李先念又到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这位负责人仍然不能面对现实,还滔滔不绝地说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李先念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河南信阳的情况。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问题。李先念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共产风”严重而暴露较早的河南、山东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这位负责人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共信阳地委积极开展了整风和生产救灾工作,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阅后,于同年12月31日和1961年1月1日两次批示,将此报告发给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随即中央将此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引起各地重视,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1960年秋。李先念来到家乡湖北省红安县调查研究。他请来十几位农民和县领导干部一起座谈时,感到农民当着县领导干部的面,没有把心里话讲出来。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跑到农民在县里的临时住处,把他们喊起来。农民们才讲了实话,反映大炼钢铁砍了大家许多树;兴修水利使坏了大家的手推车和其他工具;吃食堂,不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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