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9期

八国联军与都统衙门

作者:周利成



  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争相扩张在华势力范围。空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900年春,在山东、直隶爆发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指盘踞在京津地区的外国侵略势力,从而引起列强极大恐慌。列强以保护侨民为名,调集军队进行镇压。由英、法、俄、德、日、意、美、奥等8个国家组成的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他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天津。6月17日,大沽口失守。7月14日,天津城陷落。为协调列强在华侵略权益,在直隶总督衙门原址,侵略军设立了统治天津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殖民统治机构——“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
  
  机 构 设 立
  
  战争把天津城变成了一片废墟,银行里的银子被抢光,店铺里的货物被劫掠,有钱人也纷纷弃城逃命。联军侵占天津的第二天,俄国司令官、海军中将阿尔列克耶夫召集各国指挥官在俄国司令部(白俄富商巴图也夫的寓所)开会,确定成立“天津城临时政府”。因当时侵入天津的各国军队中俄国兵力最强,指挥官级别最高,故俄国想建立一个由其执掌的委员会,然当即遭到英、日、德三国的反对。经讨价还价,7月18日,各国达成妥协方案,由当时派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委派一名拥有同等权力的军官担任总督或委员,组成临时政府,政府管理部门分别由各国派员负责。7月30日,临时政府“总督衙门”成立。8 月14日改称“都统衙门”,由俄国的沃嘎尔上校、英国的鲍尔中校和日本的青木宣纯中佐担任委员。
  尽管这一方案获得通过,但德、法指挥官同时声明,这一机构只是暂时的,他们保留委派临时政府成员的权力。10月,德国元帅瓦德西抵津后,立即提出要派一名德国委员加入临时政府。11月14日,经各国司令官任命、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德国的法根海少校、法国的阿拉伯西中校、美国的福脱少校正式成为委员会委员,临时政府成员遂增加到6名。但刚过10天,意大利在华军队最高司令官、海军上将坎迪亚又提出,意大利也理应派代表参加委员会。1901年4月,卡萨诺瓦成为意大利的委员。此后,奥司令官也提出派代表的要求,但由于奥在华军事力量有限而遭拒绝。这样就形成了除奥匈帝国外其他7国各占一席的格局。1901年5月10日,美国宣布退出后,临时政府就一直由6名委员组成。
  
  权 力 扩 张
  
  都统衙门设有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局、司法局、公共工程局及总秘书处和中文秘书处。各机关长官除巡捕局局长是一名英国军官外,其他均为久居中国、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中国通”,如秘书长为美国驻华大使田贝之子、曾在津经商多年的田夏礼,中文秘书长是李鸿章的幕僚、曾创办北洋大学堂并任教习的丁家立,公共工程局长是19世纪80年代就在天津英租界从事公用事业的丹麦工程师林德等。
  都统衙门最初的管辖范围是天津城内及城外直到土围子一带的地方,但不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四个租界,也不包括兵工厂、营盘、铁路、电报以及其他早已被联军占领的军事设备在内。到1901年2月,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25公里处,均被纳入其管辖范围,并将整个辖区划分为城厢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塘沽区五个行政区。这可以说是天津最早出现的城市行政区体制。
  都统衙门实行委员会“集权制”,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于一身。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的《天津行政条例》规定:委员会有权制定和公布具有法律效用的各种条例,有施行治安管理的权力和司法权力,有权向中国人征税,有权支配中国政府的财产及没收和出售中国人的私人财产。委员会拥有裁判权,设置法庭,并有自己的一套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对华人有权判处流放直至死刑,有权罚款或没收财产;而对外国人则要依照治外法权,只可使用警察的逮捕权而无权审判,被控犯罪的外国人需交其所属国的军事部门或领事馆审理。
  
  拆城墙,毁炮台
  
  联军占领天津后,为巩固其统治,他们一方面疯狂镇压义和团,先后将数十名团民杀害,并将一度支持义和团的候补道台谭文焕处决后的首级悬于北门示众;一方面拆除城墙、炮台、营房等设施。
  由于租界处于城墙上守军的有效射程之内,且城墙脚下破烂茅屋成堆,易滋生病菌的池塘成群,1900年11月,都统衙门首先提出了拆除天津城墙的意见,并很快得到瓦德西等联军司令官的同意。12月,工程局首先从西侧开始试拆。但天津的老百姓认为,拆除城墙是一种野蛮的不文明的破坏行为,城墙被侵略者拆除,无疑是对民族尊严的羞辱。因此,天津的绅商领袖代表到都统衙门请愿,要求“请让我们免于遭受居住在没有城墙的城里的耻辱”。侵略军对此置之不理。1901年1月21日,都统衙门发布拆除城墙的告谕,工程分别承包给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临时政府提供1万银元和1万袋大米作为工程报酬,拆墙的所有整砖归承包商,碎砖和地皮归政府。这样,天津成为中国第一座拆除城墙的城市。
  早在19世纪80年代,天津就开始在老城区修筑新式道路和对旧式道路进行改造,而老城区交通改造的最大障碍就是城墙。城墙被拆除后,沿城墙基址修建了4条马路,成为老城区的交通干道,使天津道路系统开始发生根本变革,市民们也感到了交通的便利,于是以矛盾的心态接受了这一事实。
  在海河沿岸,从大沽口到天津城,分布着多处炮台,是清政府军事防御的主要设施。拆除城墙后,这些炮台自然成了联军摧毁的对象。1901年9月25日,他们首先将直接控制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的黑炮台拆除,后又陆续将北塘的6个炮台、山海关的4个炮台、大沽的7个炮台以及芦台的一些炮台拆除,并拆毁了中营、前营、后营和新河的兵营,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军事防御设施就这样消失了。
  
  寿 终 正 寝
  
  1901年9月,清政府与英、法、俄、日、意、德、美、奥、西、荷、比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根据条约,列强除获得近10亿两白银(加上利息)的赔款外,还得到许多权益。条约签订后,统治天津的都统衙门理应迅速撤销,把政权移交中国政府,但列强却一再拖延,并设法延长其寿命。1902年1月5日,都统衙门仍派代表到北京会见德国公使,策划疏浚大沽口工程,以便于日后更好地进行经济掠夺。
  由于各列强有独立的辖区,享有绝对独立的权力,为了各自利益勾心斗角,互不相让,除常常不服从都统衙门管理外,还不断向都统衙门提出一些非分要求,故都统衙门与各国司令官和领事之间时常发生矛盾,最后不得不提交各国司令官会议或领事裁夺,有的甚至还要提交各国政府处理。
  面对都统衙门的军事统治和经济掠夺,天津人民及义和团余部一直坚持斗争,抗击侵略者。如天津东局子火药库被炸毁,都统衙门被烧,一支日本军队在南郊高家村一带遭到义和团的伏击,等等。正是天津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都统衙门的终结。正如德璀琳所说:“如果不让中国当局赶紧回来,恐怕更有大乱,而贸易更难恢复。”
  在内外交困中,都统衙门不得不移交政权,但仍提出不许中国军队驻扎天津四周10公里以内区域等14条苛刻条件。在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满意答复后,于1902年8月15日将天津政权正式移交给袁世凯。至此,统治天津长达两年之久的都统衙门寿终正寝。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