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9期

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回忆

作者:高 平



  我于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文学队,之后随军进军西北、西南。
  成都解放几个月后,我由军管会文教科调往川北中江县,参加了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第七兵团的工作团。这个兵团的司令是我的山东老乡裴昌会,他宣布起义时奉我军之命防守成都。我下到第一四四师第四三一团第三营的连上,协助连代表工作。我军对于起义部队的改造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一套完整的程序。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固然有一部分流氓兵痞之类、投机刁钻之辈,但大多数是从贫苦农民中抓丁拉夫强迫来的,并不知道为谁而战。他们的各级军官军阀作风严重,经我们调查,打骂士兵、丢弃伤病员、枪毙逃兵、强迫士兵赌博以“赢”他们微薄的饷银等现象相当普遍,官兵关系十分紧张。
  我们工作团的人数不多,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各个师、团、营、连都只派一名军代表,而且都不携带武器,大有孤胆英雄的气概。我们军代表一律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出操。我和一个班的士兵一起睡大通铺。川西盆地夏天来得早,农村水稻田密集,蚊子数量之多和勇猛程度,真是罕见。每晚在房中点燃蒿艾,浓烟呛得人气难喘,眼难睁,而蚊子照样飞舞不去,四面出击。我军配发有单人蚊帐,但为表明与他们平等,和他们同甘共苦,我把蚊帐压在铺下不用,使他们深受感动。
  我们各级军代表之间相亲相敬,彼此尊重人格,使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有一个名叫石银昌的士兵在一首题为《我觉悟了》的快板中写道:“代表们,到营连,说话和气对人宽。上大课,讲思想,我们心眼才照亮。”
  经过学习阶段,使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意义和形势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转入诉苦阶段,既诉旧社会的苦,也诉旧军队的苦。这期间,发生了几起令人难忘的事。
  为配合诉苦,上级派文工团来演出《刘胡兰》、《白毛女》、《穷人恨》、《血泪仇》等剧目。鉴于以往血的教训,看戏的部队一律不准携带武器。这次在演出《血泪仇》的时候,剧中的农民说:“你不要欺负人。”地主说:“我欺负你了,你能怎么样?”话音刚落,台下一个士兵掏出他坐着的砖头扔向舞台,狠狠砸在“地主”的大腿上。演员忍着痛向站在侧幕的导演投去求救的目光。导演说:“坚持演下去。”但台下的砖头、板凳又连续朝他扔来,只好闭幕停演。工作团的领导走上台,大声解释说:“大家不要打,他们不是坏人,是演员,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把他们打坏了,戏就演不成了。”观众这才清醒过来,恢复了秩序。为了安全起见,宣布把坐着的硬东西一律丢到场外,戏才得以继续。又一次,在演出《白毛女》时,台下哭成了一片,有些士兵当场晕倒。戏只好停演,由各连军代表负责进行劝慰。我拍拍这个的肩,摸摸那个的头,不停地重复说着安慰的话。有个农村来的士兵倒在我的怀里哭喊着:“我的妹妹就和喜儿一样啊!”我注意到,军官们则只是低着头,极少有哭的。
  诉旧军队的苦时,士兵们义愤填膺,要动手打他们的连长。我和连代表劝阻不及,只好拉起手把连长围在中间进行保护。但士兵们依然怒吼着伸直了手臂越过我俩的肩头去打,有几拳误中了我俩,才止住了武斗。那时,我军对于各项政策的执行十分坚决、非常认真、极为严格,说重视政策如同生命并不夸张。
  随着改造工作的逐步深入,与广大士兵觉悟的提高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少数顽固的反动军官组织的叛乱,在当时四川各地的起义部队中屡有发生。他们杀害我军代表,携枪出逃,宁肯去当土匪,也不接受改造和改编。我所在的连队也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一天晚上,连代表正召集军官在屋里开会,起义部队的一个高姓排长想把拉了线的手榴弹扔进会场,恰巧在他抬手的瞬间散会了,人们纷纷走出门来,他只好扔在院中,一声巨响,浓烟弥漫,呛得我几乎窒息。结果,只有坐在上房屋门口的房东老大娘的膝盖和他们连长的下巴受了轻伤,他自己则肚子开了花,伤势严重。他为了掩盖罪行,竟然呼喊“毛主席万岁”,企图制造假象蒙混过关。士兵们闻声纷纷跑来,嚷着不让给他治疗,让他自作自受,死掉拉倒。军代表还是立刻下命令,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为了教育大家,震慑其同伙,稳定住局势,全连立即集合,连夜开会,对那个排长的行为进行分析批判,由我担任记录。士兵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叛变,表示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解放军走。会后,有的士兵主动把机枪架在我们的门口,为我们站岗放哨,被我们婉言谢绝了。第二天上午,在操场上召开全营大会,营代表就这一事件作了讲话。他站在队前问大家:“有人要叛变,要杀我们,你们说,我们怕不怕呀?”下面齐声回答:“不怕!”营代表又问:“你们人很多,我们只有这么几个军代表;你们有这么多枪炮,我们赤手空拳,我们为什么不怕?”下面没有回答,只有小声的议论和一道道困惑的目光。营代表忽然提高了嗓门:“因为枪杆子握在广大士兵的手中,握在我们的阶级弟兄的手中。”士兵们因为得到信任感奋异常,掌声雷动,高呼:“反对叛变!誓死保卫军代表!”此后,我们所在的起义部队一直比较平静。
  改造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对起义军官一般都安排复员转业,并以礼相送;对士兵一般去留自便,愿意回家的发给证明和路费,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可以留队。最动人的场面是在广场上举行公祭仪式:士兵们把各自家中因受剥削压迫残害而死的亲人的名字和本部队中被军官毒打、遗弃、折磨而死的战友的名字,全都写到牌位上,摆成长长一串,进行集体悼念。会场上香烟缭绕,不少士兵悲痛欲绝,有的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参加人民解放军,不报私仇报公仇。
  回到位于中江县城的兵团团部,兵团军代表、工作团团长徐立清特意留我们几个耍笔杆儿的共进晚餐以示送别。同住一处的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也应邀参加。席间,兴致很高的徐立清对裴昌会风趣地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就要走了,我把你的兵团原封交给你,你们爱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吧!”裴昌会不假思索地说:“现在的第七兵团已经不听我的了,我再也指挥不动喽!”大家都笑了。裴昌会的话是符合事实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使一个兵团的部队调转了方向,改变了性质,这其中有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人心向背决定胜败,正义之师终将无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