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9期

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作者:梁红伍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接着,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此事,显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后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可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急切地去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开这个谜团,只要重温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弄明白。这一年的形势,主要围绕“批林批孔”运动和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展开。这两件大事以及当年的“评法批儒”,内情复杂,涉及面广,这里仅从康生和江青的关系这个侧面来叙述,以便考察当年康生对江青的态度为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由“热情支持”转为“致命一击”,从中找出康生为什么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答案。
  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周恩来的。还在这之前的1973年7月和12月,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工作和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批林批孔”伊始,江青就向周总理和叶帅发难,企图乘机扫除她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1974年1月,江青在北京召开的两次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在这两次大会上以运动领导者自居,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把参加大会的周总理和叶帅置于受指责地位。会后,江青通过其操纵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为名,含沙射影地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进行猛烈攻击。后来,江青又抓住“评法批儒”的时机,到处讲话,宣称要批判“现代大儒”。一时间,“孔老二”(当时对孔子的贬称)、“现代大儒”等称谓,竟然成为恶毒诬蔑周恩来的隐语。
  正当江青一伙起劲攻击周恩来等人的时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抱病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活跃起来。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康生同志有功劳,康生同志立了一功……他特意请教授写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这本书,我建议学,可能难一些,不过也没什么。江青还在大会上表扬了由康生主管的中央党校“很快就搞出了批林批孔的材料”。会后第二天,康生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询问动员大会那位教授去了没有?康生说:“请转告他,江青同志的讲话说《诛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现在再叫他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康生不仅亲自规定题目,还就文章的内容和写法作了具体说明。康生授意的这篇文章写出后,立即受到江青的赏识,成为她手中的“炮弹”。3月10日,江青在给中国科学院感光所的回信中,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随后又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材料寄给该所。于是,科学院系统就掀起了“揪孔老二徒子徒孙”的浪潮。
  3月中旬,由江青掌控、迟群和谢静宜负责的写作班子“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在康生主管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唐晓”即党校谐音)的协助下,写出《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等文章,影射攻击周总理。3月27日,江青把康生送交她的一本古文(节译)材料,经迟群、谢静宜修改后送还康生,批示“请康老参阅”、“供康老酌量”。康生当天看到江青送回的修改本和批示后,立即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很清楚,康生所谓“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就是编写材料可以任意篡改历史,搞影射史学,更好地为江青一伙的政治活动服务。
  5月间,康生虽然病情加重,但仍布置中央党校编写出五种材料,以配合江青“批孔老二”和“评法批儒”的活动。康生还特意通过秘书转告中央党校:“材料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要写上是遵领导(即康生)嘱咐送的。”不久,江青对中央党校负责人说:“康老有病,我过问一下党校的编写组。”6月下旬至7月初,江青带领迟群、谢静宜和党校负责人两次去天津活动,得意地说,“两校”和党校是“我的两个班子”。她在天津大讲所谓“现在的儒”,宣称要批“现代大儒”,批“周公”,批“宰相”,借古喻今,含沙射影,继续恶毒攻击周总理,气焰十分嚣张。而康生在这段时间对江青的阴谋活动,一直热情支持,积极配合。
  然而,江青一伙的好景不长。1974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1月12日,江青从北京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领导层人事安排的意见。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泽东还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期间,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说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前,毛泽东曾提议复出的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伙的策划,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诬告说,总理住在医院里日夜找人谈话,常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北京现在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排斥周恩来,由江青一伙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10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12月23日,周恩来带病与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对挫败江青一伙“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康生这样一个十分熟知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的人,很清楚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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