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9期

荣毅仁与“荣盛小集团”的平反

作者:计泓赓



   荣毅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在同时代的民族工商业者中,是位有声有色、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从对共产党一无认识甚至抱有疑虑情绪的少东家,转变成“红色资本家”、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直到国家副主席。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改革开放以后,我有幸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经常到中信公司采访,与他有长达20年的接触。他一生为人低调,不愿别人写他。一些同行采访他时都不免有点发怵。但对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派来的记者,他还是给以适当照顾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荣毅仁始终跟着共产党走。改革开放以来,他对中国改革、发展的贡献,很多人都已知晓。但是,他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的一段遭遇,以及平反的情况,鲜为人知。他自己也从不谈起,深深埋藏在心底。
  
  “小开派”挨整
  
  1957年9月2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在文化广场举行誓师大会,1.3万多名工商界代表参加,宣布上海市20万工商业者全面整风反右运动开始。
   上海工商界的反右,在当年六七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严谔声等人比较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荣毅仁和盛康年都是“小开派”(在旧上海和江南一带,对老板的儿子往往戏称为“小开”。也有随着语气的不同,作为贬义词来使用。在某些场合,也有与出身无关,用来谑称有头脑、有见地的年轻人——笔者注)。荣毅仁出身于江苏无锡的一个著名工商业家族,大学毕业后就开始辅佐父亲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已迁往海外,他毅然作出留在上海的决定,逐渐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1957年,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并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康年,早年即要求进步,靠拢党,为中国革命做了不少工作。上海解放后受副市长潘汉年之托,一直联系工商界,并和荣毅仁一样,在市工商联和民建中担任领导职务,同时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经叔平,曾任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和上海市政协、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和荣毅仁是大学前后同学,上海解放时是华明烟草公司老板和后来的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严谔声,担任过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1950年曾是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海7个特邀列席人士之一,上海《新闻日报》副刊编辑,1955年后任上海工商局副局长。他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吃吃饭,碰碰头,聊聊天。在由“七一学习会”而形成的“星二聚餐会”上,他们是比较活跃的,经常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当时有些人即认为他们搞小圈圈,盛康年为此曾受过批判。“三反”、“五反”运动后,“七一学习会”和“星二聚餐会”均停止了活动。
   整风反右运动前夕,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等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等。到大鸣大放时,他们提的意见比较尖锐,也有偏激之处。一些原来就认为他们搞小圈圈的人,说他们密谋策划,拉帮结派,在工商联和民建中排挤左派、打击积极分子;批判他们同情支持章乃器;说荣毅仁借“四明堂事件”放了火云云,跟当时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批判的火力很猛,“帽子”满天飞。当时已调全国工商联任副秘书长的经叔平,也被从北京叫回上海接受批判。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形势相当严峻。
   “四明堂事件”,是指上海延安路四明堂药局公方代表刀伤私方经理的事。这个私方经理(老板)平时对伙计态度不好,与公方代表(原为学徒)矛盾尖锐。一天,双方发生争吵,学徒一时来了火,用水果刀划伤了老板的手臂。事件发生后,副区长等人去调查处理,指出用水果刀伤人是不对的,但学徒鲁莽之举也希望私方能谅解,双方协商解决。一向刚正不阿、法治观念较强的荣毅仁得知此事后,没考虑个人得失,认为处理不公,资方骂人不对,但持刀伤人牵涉到法纪问题,他就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要发扬民主必须维护法纪”的发言。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有些人抓住这件事不放,说他煽风点火,并连同章乃器等问题一起向荣毅仁、盛康年等开火,说他们是“荣盛小集团”。
   在这之前,荣毅仁等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常委会联席会议时,曾在会上作了检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俱乐部专门找了荣毅仁、盛丕华、向德(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请他们吃饭。席间,李维汉说:“毛主席说了,你们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检查。”
   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在约各民主党派中央几位同志谈话中也指出,上海资本家没有在政治上有计划地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对他们总的方针也不是政治上对他们来个反击。
   忧心忡冲的荣毅仁,原来曾想过:“这次我们一些代表人物大概要完蛋了。”听了李维汉传达了毛泽东的话,无异像在惊涛骇浪中眼看要遭灭顶之灾时,遇见了前来搭救的航船,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激,一直笼罩在心头的愁云惨雾,终于散开了。在危急关头,继“三反”、“五反”运动之后,毛泽东又一次出面保护了荣毅仁。
   荣毅仁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先与他见面,鼓励他好好检查;后来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副市长曹荻秋都和他谈了话,并指定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孙更舵、市工商联副主任杜大公(都是党员负责干部,孙更舵还是市工商联、民建抓整风反右的领导人)具体帮助他。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派民建中央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晓村到上海“救火”,帮助荣毅仁过关。
   孙更舵不无幽默地说:“我是奉命陪公子读书。一陪荣公子,二陪盛公子。盛丕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来我家探望时托我,要我好好帮助他的儿子盛康年。”
   孙更舵个子不高,作风稳健,对人诚恳,在新四军一师时曾与陈丕显在一起工作。有人戏称孙更舵最初是荣毅仁的“财神爷”(因上海解放初期他是主管贷款的人民银行副行长),后来是荣毅仁的“救命爷”。
   在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对盛康年等的批判相当厉害。盛康年因附和李康年的定息20年不变(定息5厘,20年即意味着全部收回资本)等言论,挨斗比较厉害。对荣毅仁倒没有多少直接批斗,而是由几个人在他家与他谈话,有时让他到市工商联、民建的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联席会上作自我检查,大家提意见。
   盛康年有点吃不住劲,就去找柯庆施诉苦。一次,会场正在批斗时,柯庆施来了电话,把杜大公、蔡北华(上海统战部副部长)、孙更舵叫去训了一顿。柯庆施在讲话中向他们交代了反右中对荣毅仁、盛康年的政策,说:“这件事,你们三人要负责!由孙更舵牵头。”
   当时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内部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以“左派”自居,对荣毅仁过去在学习理论时曾说过的:如果以后够条件,自己很希望能入党。抓住他这句话不放,说他不自量力,异想天开,居然想当恩格斯云云(恩格斯的父亲是纺织厂厂主。1837年恩格斯中学还没毕业,就被父亲逼着去经商,当过纱厂老板——笔者注)。有人嫌荣毅仁个性强,“小开”脾气大,不大买别人的账,本来就看不惯,这回正好逮个正着。不过,当时也不乏正直之士,为荣毅仁说了公道话。如说:“天地良心,要说荣毅仁是右派,把他和×××、×××等同地看,说他是反社会主义的,那真是天大的冤枉。”
   在批判所谓“荣盛小集团”吃紧的时候,孙更舵总是想办法和缓一下会场的气氛。一次,批斗方酣,孙更舵感到气氛有点紧张,无奈之际,他就拿出刘少奇的《论党》念给大家听,指出不能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上海永安纱厂老板郭棣活听了说:“原来《论党》上早就这样讲了,批判是不能不讲团结,不能再这样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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