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9期

精神的魅力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丁石孙,数学家。1927年9月生,江苏镇江人。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1952年至1983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执教,曾任数学系副主任、主任。1984年至198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历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评审组副组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等多项职务。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长期从事数学,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专于代数、数论、组合数学,在代数、数论、应用代数、李代数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多项成果。编著有《高等代数简明教程》、《解析几何》、《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代数学引论》等。
  1985年被日本创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8年获美国那不拉斯加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
  
  在北京大学一百多年的校史上,第26任校长丁石孙并不算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即使在北大档案馆,我们也只查到寥寥可数的几张照片。但是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曾在报上发表过这样的感慨,他说,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石孙。
  
  记 者:我曾经看到季羡林先生对北大校长的评论,他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非常成功的校长,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另外一位就是您丁老。
  丁石孙:季先生没有当面跟我讲过这话,是校庆时候他在报上发表的,后来别人给我看,我有点受宠若惊,我说唉哟,抬得太高了,我在北大没有做那么多事。季先生跟我很熟,我非常尊重他。
  记者:那您怎么评价您在北大当校长期间的工作?
  丁石孙:我曾经自己评价过,我说我觉得最得意的一点就是,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
  记者:没人认为您是校长?
  丁石孙:对,谁也不把我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我很大的成就。
  
  从1984年到1989年,丁石孙在北京大学担任5年校长。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现在,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回首往事,丁石孙说,在讲坛上、政坛中,最令他难以忘怀的,就是在北大担任校长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个时候,他经常骑自行车在校园里逛来逛去,谁都可以把他从自行车上拉下来,跟他发点牢骚,批评两句。
  
  记者:您说您当校长的时候,经常骑车在校园里走,谁都可以随时把您拦住发牢骚或者批评两句,这些批评都会涉及什么?
  丁石孙:学校的工作,什么都有。谁批评我都听着,他们敢说,这就说明谁都不怕我。
  记者:您觉得谁都不怕您,就意味着成功?
  丁石孙:我是说这很重要,要把自己摆在恰当的位置。
  记者:您在管理北大的时候,您所追求的理想的校长状态,是什么样的?
  丁石孙:我觉得需要自由发展。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需要自由发展,并不需要管得太多。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
  
  北京大学,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百年燕园就像一座总是上演精彩节目的舞台,而在1984年以前,丁石孙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
  1983年,丁石孙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赴美之前,他特地辞去了北大数学系主任的行政职务,一心只想做学问。但在他回国前的一个月,这位五十七岁的数学教授被重新修订了人生坐标——校党委书记来美国访问时通知他,上级将任命他出任北大校长。
  
  记者:您本来辞了行政职务,就是想去做一个学者,突然间又让您当校长,又回到干部、行政工作的路子,您犹豫过吗?
  丁石孙:我觉得我对北大的感情比较深,打倒“四人帮”以后,北大的工作不太令人满意,所以我觉得能够让我来做这件事情,也许对北大有点好处。
  记者:去接任校长,您有没有考虑到面临的挑战?
  丁石孙:我在美国曾经跟朋友说过,我回去我要战斗。
  记者:要战斗?
  丁石孙:对,还不单是一般的战斗,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这就是我对困难的估计。
  记者:为什么?
  丁石孙:就是说,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看法。
  
  1984年3月,在丁石孙到北大的第32年个年头,他从一个原本低调的学者被推上万众瞩目的校长之位。在许多人看来,丁石孙是这个校长职位的合适人选。他熟知北大发展中的各种积弊,而且在任数学系主任时,把聚集了中国一流数学家的北大第一系治理得全校首屈一指。这其中他所表现出的气度和能力正是新时代北大所需要的。
  在担任校长的第一天,这位低调的学者作了这样的表态。
  
  丁石孙:我就说,大家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我只希望我这任校长能够让下一任校长稍微困难少一点。我这个人干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我没有很大的理想。
  记者:这话怎么说?
  丁石孙: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制定一个奋斗目标,我只是希望我每天把当前的事情做好。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这个人是胸无大志的人。回过头来看,也许这是我一生中很大的优点,因为每一件事情我尽可能地做好。
  记者:或者说您避免了好高骛远,您会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丁石孙:对。
  记者:其实也看得出来,您做工作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一种非常慎重、渐进式的改革。
   丁石孙:当然也偶尔犯错误,比如说有些决定做得太快。
  记者:比如说什么事情?
  丁石孙:我当校长没有几天,就发现北大有两个附中,一个是一附中,一个是二附中。一附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二附中是前任校长实在是抵挡不过教师的压力而开办的。因为重点中学的生源就不能是一般的学生,所以很多子弟就进不了这个附中。很快就有人对我说办两个附中浪费,应该合并起来。那时候我还是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开了一两个座谈会我就决定合并,结果碰了很大的钉子。那时一附中的老师坚决抵制,当时的教育部长也给打电话,问我怎么可以把北京市的重点跟一般的中学混在一起。这是我碰的一个很大的钉子。
  记者:怎么办?只好收回去?
  丁石孙:收回去。
  记者:这是上任后碰的第一个大钉子。
  丁石孙:大钉子。
  0记者:那当时您心里怎么想?
  丁石孙:我觉得还是自己太鲁莽了。
  
  一个学生要是一天去了三次食堂都很不愉快,那他肯定要发火,学校的秩序肯定就不得安定
  
  丁石孙担任校长的时候,正是国家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校园内也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矛盾。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要管理好这个大学校园,丁石孙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上,一支游行队伍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让境外媒体惊呼:中国迎来了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环境。这群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年轻人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回忆当年,现在中文系当教师的孔庆东说,那个时代北大学生比较狂,号称八千精英,觉得好像国家的责任都在我们肩膀上一样,有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儿。因为狂所以要求高,经常闹事,几点熄灯要闹一闹,包子不好吃也要闹一闹。学生老是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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