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1期

康生与山西临县土改试点

作者:冯文耀



  
  康生纵容乱打乱杀
  
  1947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制定的正确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把本无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大批劳动者定为地富分子,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此话曾在《晋绥日报》社论《有事同群众商量》中用黑体字刊出。)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把大批出身农民的干部扣上“地主的立场,富农的感情”的帽子,对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干部,轻则诬为“立场未变”,重则诬为“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时被斗者,尤其是女性,习俗是不管什么死法,死时也要穿上新衣裳。因此,在斗争会前,他们把好衣服穿在里面。)在场的人都不知何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财”,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这—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县共死亡780多人,其中地富分子190多人,干部、党员和群众580多人,为地富的三倍。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了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把本来正确的土地改革运动给搞乱了。
  
  群众抵制过火行为
  
  康生的极“左”最严重的后果是大量迫害好人。如果不是很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坚持原则的干部对好人设法加以保护,后果会更加严重。事实很多,举例如下:
  樊止如是著名民主人士,时任边区参议员、行署建设处长(相当于厅)。还在土改点面结合阶段,未经边区派驻三交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关了起来。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在各组组长会上提出:斗争会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过了几天,我被调离。后来副团长康乃尔告诉我:斗樊的大会开始后,好一阵没人诉苦,气得一位小组长跑到人群中,用脚对一位中年妇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要她冲上去打斗。这位妇女把正在纳鞋底的针和麻线缠在鞋底上,一只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乱的头发,从从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开,作出打人的架势,但当鞋底接近樊的脸时,力量大减,轻轻靠了樊的脸一下,同时骂一声:“你再剥削。”会场上再无动静。没等宣布散会,大伙就三三两两回家去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原为临县县长,在临县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康生一伙斥责高和我是“右得要死”。
  高闻天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实际应是富农。土改开始后,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不几天,高就身背行李经过临县去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去了。后来赵林(时为晋绥分局城工部长,派在临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有两位县委委员认为,高的问题很严重,至少是立场上的严重问题。我说:要根据事实。宣传部长刘枫表示:同意冯的意见,其他人未表态。过几天,赵林单独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1942、1943年因不能一次交出全年公粮,区上把高的哥哥高振国押送县府,当时的县长高闻天立即批示:交完公粮再释放。司法科长找我说,照高县长这么办,看守所扩大几倍,也关不下一次交不完全年公粮的人。我说,我们都应理解县长的难处。”赵听后点了点头。
  高闻天的老家土改时,高也被叫回村接受审查。一天,县委、县工作团正在开会,高所在村来了四位老农,把我叫出院子,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准备把高专员怎么办?”我心里很踏实,对他们说:“闻天同志的事,会按照党的政策解决,你们放心。”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他为革命坐监时(1935年冬,阎锡山的省政府说高是“共产党员”,把他打入死囚牢,后被各界人士营救出狱),你大概还没有入党。对他乱处治,我们心里……”他们哽咽地说不下去了。高闻天回村后,全村农民对他爱护备至,吃、住等事贫农团早在他回村之前已安排周全。审查的结果证明,高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1947年冬,我去五区窑头村土改时,当年征收夏粮时已把成分划定了,土改斗争结束,“浮财”等土改斗争果实累累。我几次向贫农团提议研究分配方案,以便提交代表大会决定,却无人表态。不久,赵林叫我回县,原来是毛主席派胡乔木带来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小册子。我仔细阅读后,心里有了底。征得乔木、赵林同意,我连夜赶回村里,在少数贫农代表中将小册子宣读,要求审查该村地富分子的成份划分。大家听得入了神,有的问:“这样好的条条,你怎么不早说呀?”参加会议的人提出,把原定的地富都照文件对一对。当晚,得出了初步意见,把原定地富占全村人口的28%按照《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规定降为8.6%。天快亮了,人们还不走。有的对我说,你几次提议研究分果实,我们就是不动手,因为心里不踏实。这说明这批觉悟高的农民,没有被果实多所动,他们深知斗争果实中有不少东西是阶级兄弟的劳动果实,仓促分掉了,肯定会伤害一部分好人。
  通过以上事例说明,在极“左”的时候,群众仍然捍卫了党的路线和政策,采用各种办法保护干部,维护农民的劳动果实。
  
  叶剑英纠正“左”倾错误
  
  约在1947年夏初,康生离开临县。秋初,土地改革在全县展开,基本上是按照康生的极“左”路线进行,把不少劳动者定为剥削者,没收工商业,不少干部受到迫害。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西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报告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第五部分讲到:“……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改不能彻底。”《叶剑英的光辉一生》一书中谈到:“临县在土改和整党运动中,死了780多人,干部和群众死亡人数等于地富分子的三倍。”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结论。
  这时,临县的土改和整党已基本结束,土改工作团县团部和县委在三交镇召开土改整党总结大会。会议进行了三四天,县工作团团长赵林去参加分局会议,指定我和工作团副团长康乃尔代其主持会议。一天上午,有八九个区委书记、区长来找我俩,说会议开不下去了,大家提出:“土改是打倒地主还是打倒共产党的干部?”要求领导回答清楚,并说:“你们作出回答也不能算数。”我劝大家继续开会,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临县虽然暂时黑暗,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错误会纠正的,应该对会议负起责来。”但大家坚决要求上级回答清楚,才能在会上发言。我和康商量后,马上到双塔村中央后委向叶剑英汇报,请他出面领导纠偏。他当时主管军队工作(时任总参谋长),不便过问地方工作,一再婉言谢绝。我再三恳求:赵林不在,我俩无能为力,会议开不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叶剑英于是答应请示中央后再决定。他让我回三交镇把在会上的区委干部找来五六个人,当天下午召集座谈会。参加会的人有刘万山(时任区长)、刘运通(时任区委组织部长)、任泽(时任区委书记,后任内蒙自治区任县公安局长)、高务凯(时任区委委员)、赵应元(时任区委书记)等,大家边说边哭,叶剑英、杨尚昆、李涛、夏子栩等中央后委成员都听,边记录,有两位速记员在速记。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这批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敢于坚持真理,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政策的真正执行者,他指出:“土改运动中,打倒了地主,我们党的干部,也受了严重的挫伤。”大家一听,异口同声地说:“有中央首长这句话,我们回去保证把会议开好。”散会后,天已经黑了,中央首长还请大家吃了一顿晚饭。
  我们回到三交镇,已过半夜,赵林的警卫员在大门口说:“赵部长要你俩到他窑里去。”我们进了门,赵声色俱厉地说:“你们干什么去了,什么是全国光明、临县黑暗?”我笑答:“赵部长,你太累了,先睡吧,明早我们详细汇报。”他说:“不行,现在就讲!”我就照实汇报了一遍。赵是位能听进不同意见的领导人,理解我们的行为,只说了一句:“你们睡觉去吧!”
  约在1948年2月下旬,以工作团为主的临县县委召开土改总结大会,叶剑英、杨尚昆、李涛、夏子栩和参加完中央12月会议途经临县的陈毅都出席了会议。叶请陈在大会上讲了山东土改情况,李涛(时任作战部长)讲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解放战争的重大影响,其他首长也专门讲了全国大好的形势。叶剑英最后主讲,他分析了全国形势,指明解放战争会加速胜利,然后他着重讲了土改成绩,明确指出“左”的错误及纠偏精神和方法步骤。叶的讲话得到大家热烈拥护。从此,临县纠偏工作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