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6期

老书记宋一平的故事

作者:王楚光



  建国之初,我在武汉市做青年工作时就认识宋一平同志,那时他是中共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分管青年工作。1965年,宋一平奉调进京,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经人举荐,选中我当他的秘书。从此我在他身边工作了20多年,从他的思想言行之中感受到了我们党的老一代革命家的高风亮节。现节选/L个感人的故事记述如下。
  《早春二月》可以拿到国外去放映
   一平同志在对外文委上任伊始,正值中法建交之时,立刻率领代表团访问法国,回国后向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他在讲到兴奋之时,抛开稿子说:开展中法文化交流,有许多事情可做,要从该国的实际出发,拿些西方人喜闻乐见的东西去打开局面。比如电影《早春二月》,在国内虽然受到批判,我看这部片子拍得不错,演员演得也好,反映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苦闷彷徨心态的剧情也颇有特色,拿到法国这样的国度去放映,肯定会受欢迎。此论一出,语惊四座,众皆愕然。因为,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已把《早春二月》视为“毒草”,进行公开严厉的批判。大家心想,这位新来的宋主任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为“毒草”翻案。我也为他捏一把汗。果然,不久“文革”开始,造反派就将此事当做“重磅炮弹”,猛轰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就在这种黑白颠倒的压力下,一平同志仍然是处之泰然,未做半个字的检讨。
  “我们造反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出生呢!”
  “文化大革命”时,对外文委造反态势之凶猛是出了名的,十多位正副主任,除张奚若和丁西林两位高级民主人士外 ,都在打倒之列。有一天,造反派准备列队到中南海,揪斗身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副总理。行 前召开誓师大会,把委一级的当权派都揪到台上去,硬逼着他们表态:敢不敢跟造反派一起 去揪斗陈毅?站在台上的"当权派"们一时不知如何表态,战战兢兢者有之,唯唯诺诺者有 之,左顾右盼者有之,阿迎奉承者有之。此时一平同志大义凛然,语镇四座。他明确表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排队到国务院去造反,去揪斗中央领导同志,我没听说过,我不赞成,我 不支持!而且,他还不无幽默地调侃造反派,他说:造反?你们知道什么是造反?当年我们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造地主老财和反动派的反,那才是真正的造反!我们造反的时候, 你们还没有出生呢!你们现在造反,造什么反?造谁的反!这一番义正辞严掷地有声的表态 ,令在台下的不少听众暗自叫好,令在台上主持会议者手足无措,无言以对。
  
  干部工作,自主选择
  
  一平同志为人处事一向开明厚道。"文革"中期,康生以"苏修特务"的莫须有的罪名 ,把一平同志关进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审查,一关就是数年,后来因在监狱中咳血等原因, 虽然获得释放,但一直赋闲在家,不予启用,直至邓小平同志复出,才委以重任,派遣他和 林修德、刘仰峤同志一起,去整顿"学部"。
  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这是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思想活跃,政治敏感,"文革"期间 成为"重灾区"。一平同志受命去整顿这个地方,困难可想而知。受命后,一平同志从对外 文委留守处中挑选了十多位老同志到学部工作。一平同志对他们说:学部这个地方很复杂, 你们到那儿去工作,暂时不要转工资关系,看看情形发展再作决断。愿意留下者欢迎;不愿 留下也不勉强。一平同志这种开明宽松之举,在当时强调服从组织分配的年代,是极为罕见 的。
  我因为是一平同志的秘书,加之其他原因,"文革"中的日子也不好过,从干校回京, 一直待业在家,长达数年之久。一平同志恢复工作后,问我愿不愿意到学部去?我一听,二 话没讲就跟着他到学部去上班。我们在林、刘、宋三人小组领导下,遵照小平同志关于整顿 的精神,积极而又慎重地展开调查研究、落实政策、清理队伍、消除派性、准备恢复科研业 务等工作。谁知不到一年,正干得来劲,风云突变,从上到下掀起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恶 浪,三人领导小组受到冲击,整顿工作陷入停顿。一平同志本人虽处境极为不利,仍未忘记 承诺,将从对外文委借来的干部都放回留守处,以免跟着他受牵连。恰在此时,留守处给一 平同志打招呼,说是文化部要商调我到艺术局去工作。一平同志立即把这个消息转告我。并 且十分恳切地说:楚光,文化部要调你去,他们那儿是"正确路线",我现在又挨批判,不 想让你跟着我耽误你的前程。我听到这番话,暗自掂量。本来我就对江青的为人处事早有看 法,心想艺术局是管样板团的,那是江青的心上肉,不好伺候。同时,我想这个时候离开一 平同志,另图"高就",不够意思,就明确表示:我哪儿也不去,这会儿就把工资关系转到 学部,从此我又跟着一平同志在学部以及后来的社科院干了五年。
  
  积极倡导土地承包责任制
  
  粉碎"四人帮"不久,党中央增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来学部加强领导。经过 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报请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撤销学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 任院长,一平同志是副院长之一,并兼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的一平同志工作担子很重,但他仍然十分关注全国的形势变化与发展,而且,特别 关心农村的状况,关心八亿农民的生活与命运。据我所知,早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一平 同志就组织武汉市的干部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数据,主张分田到户, 休养生息。时至70年代末期,农村问题还是困扰在他的心头,他毅然决然地鼓励和支持哲学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到安徽省去,就农村的发展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当时参加调研的有位陆学 艺同志(此人后来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成为颇有名气的研究农村社会与经济问题的专家 ),思想比较解放,主张突破旧体制,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平同志很欣赏他 的观点,认真听取他的汇报,仔细研究他提供的调研资料,帮助他把调查报告转送中央领导 同志。这对突破坚冰,寻求农村发展的新思路,引导我国农村走向脱贫致富,起了很好的推 动与促进作用。
  
  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世界经济研讨会,一平同志出席会议 。解放战争时期,一平同志从延安到东北,曾担任过三年延吉县委书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 回去,几十年后故地重游,见到不少当年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其中有一位当年任延吉县委宣 传部长,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廷同志,会议结束后,宋振廷同志建议由他陪同,两 人一起回延边去看看,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也跟一平同志一起去了。
  延边之行最令人难忘的是登长白山观天池胜景。下得山来,我认为就可以"收兵回营" 了,谁知一平同志提出要沿途看看,访问贫下中农,了解农村的发展情况。于是我们就跟着 一平同志走村串户,看田地、视山林,观住户,访群众,问寒问暖,咨询查问,整整忙乎了 两天,才回到延吉。回到宾馆,吃罢晚饭,一平同志召集我和秘书开会,语重心长地说,我 们下来,不能只顾观赏风景,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变化大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 发展事关重大,我想以此次沿途所闻所见为依据,就延边的开发问题,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接着就胸有成竹地把他的想法和建议一条一条地向我们道来,而且,虚心地征求我们两个小 年轻的意见。并且向我提出,你也不能光跟着玩,这个报告就由你执笔,尽快把它写出来。 此时我虽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欣然受命,连夜加班,写出一份初稿,经一平同志审阅 和修改定稿,呈报给乔木同志。乔木同志阅后认为很好,推荐给新华社,刊载于《内部参考 》,这对帮助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了解延边的情况,促进延边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 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有容乃大
  
  对外文委撤销后,留下了近两千名工作人员需要安置工作。这在当时极"左"加缩编的 情况下,是个极其难处理的难题,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尚有三百之众的工作没有着 落。这时重新组建的中央组织部过问此事,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商讨安置办法,决定由接 手对外文委工作的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中挑选一批,可是剩下来的怎么办呢?谁也不愿 意背这个"包袱"。这时一平同志痛快地表示,剩下来的由社会科学院全包了。一平同志敢 于在斯时斯地讲这个话,是很有肚量、很令人钦佩的。可以想象,从两千人中挑了十年,挑 剩下的人的情况是个什么状态,其中有老弱病残,还有出身、成份、社会关系、个人历史等 所谓"问题",而且,据我所知,在对外文委闹派性时,这当中就有不少人是主张把一平同 志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的造反派。然而,一平同志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完全从大 局着眼,从爱护干部出发,对他们做了妥善安排,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后来的事实证 明,这些同志不是什么"包袱",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绝大多数都表现很好,其中有的还 成了学术带头人,成了党政工作骨干。
  
  "你还不够资格作检讨!"
  
  80年代初期,党中央任命一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国家机关临时党委书记,负责恢复国家 机关党组织。为筹备召开中央国家机关党代表大会,指定我为工作报告起草人。我按照临时 党委会确定的主题和要点开始起草,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端正党风,防止腐败。为了阐述 这个问题,我引用了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提出的要防止无产阶级的领导者由人民 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的观点。并且借用了当时理论界关于"异化"的观点,提出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要防止由人民公仆异化成人民主人的看法。这段记述在讨论修改报告草稿时无人提 出异议;代表大会讨论时也未提出修改意见而一致通过。可是,谁知党代表会结束不久,理 论界就掀起了批"异化"的风浪,有人点名批评工作报告引用"异化"的观点是错误的。我 听到这种议论,感到把这个罪名按在一平同志头上有点冤枉,为此,我写了一份检讨交给一 平同志,一平同志不愿诿过于我,笑着说:你作什么检讨?报告是我代表临时党委讲的,就 由我负责,你还不够资格作这个检讨呢!说完就把检讨退给了我。
  
  三上三下了公案
  
  一平同志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期间,经历了一件极其棘手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 ,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批了一件群众来信要党委查办,来信者是一位在某部某研究机构工作 的高干子弟,反映顶头上司压制民主,打击报复,阻碍他的改革创新。接到耀邦同志的批示 ,一平同志立即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并且多次听取汇报,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经深入调查 ,听取各方意见,认证这不是一起打击报复事件,而是告状者自视甚高,不尊重领导,不听 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给业务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把情况弄清楚后,一平同志就秉笔直书 ,给耀邦同志写了回信,并附上详细的调查材料。耀邦同志看了之后,认为没查清楚,打了 回来,要党委再作调查。一平同志再次组织力量进行调查,证明原来的结论没有差错,再次 上书,坦陈己见。耀邦同志看了报告仍不满意。此时此刻,一平同志十分冷静,重新选派干 部,再作全面深入的调查,又一次证明原来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此三次上书。后来,耀邦同 志详细审阅了党委的调查报告,认为党委的调查言之有据,并通过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王 兆国通知党委,同意这个调查结论,至此,这桩旷日持久三上三下的公案才算了结。
  
  严厉批评夫人:"你对劳动人民
  是什么感情?"
  
  一平同志的革命经历和家庭生活颇具传奇色彩。
  他出生在湖北石首、公安交界地区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从团 县委委员逐步升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共青团省委书记。30年代从根据地潜赴上海出席少共 中央召开的各苏区青年团代表联席会议,到达上海得知团中央机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 ,团中央通知会议不开了,留上海参加地下工作。后来,少共国际(即青年共产国际--编 者)要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中央决定由一平同志代表少共 中央前往参加。谁知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化妆潜伏越境到达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到莫斯科时, 会议已结束,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把他留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在学习期 间,曾经代表团指定为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在会上被选为少共国际候补执行委员 ,代表中国少共参加少共国际的工作。1937年底回国,任长江局省委书记。1938年,一平同 志与在莫斯科工作期间认识的一位老同志的女儿吴群波在武汉结为秦晋之好,几十年来,夫 妇相敬如宾,相濡以沫。谁知好事也出意外,80年代初期,群波同志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 效,竟然离开一平同志先走了。一平同志痛心不已,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
  这时一平同志已年近七旬,生活需要有人照顾,过了一段时间,经人撮合与某机关的一 位女士重新组成家庭。这位女士素质不高,进门以来处处颐指气使,大摆夫人派头,弄得秘 书司机怨声载道,子女亲戚有气难言。更有甚者,一平同志的弟弟,也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 老同志,时任吉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因患癌症进京治疗,她竟拒之门外,不让住在家中 。正在此时,家中的老保姆病重,经住院治疗后需回家静养。一平同志从来对身边的工作人 员都是很关心的,为此向这位夫人提出,请她的女儿搬回原家住一阵,让出一个房间给老保 姆养病。这位夫人拒不答应。此时一平同志实在忍无可忍,义正辞严地批评她:你对劳动人 民究竟是什么感情?!她对一平同志的人品性格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居然以不行就离婚相威 胁,一平同志当然不吃这一套,明白地告诉她:想离就离。事后她后悔不已。在子女和身边 工作人员的劝说和支持下,一平同志不为所动,毅然与她办了离婚手续。
  
  革命一辈子还是贫下中农
  
  从我认识一平同志以来,数十年中,从未见他搞过什么以权谋私的事情,也从未见他要 身边工作人员为他办过什么私事,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平同志家中既没有豪 华装修,也不见名人字画;所用家具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进京时公家给准备的;仅有的彩电 冰箱洗衣机老三大件,是子女们奉献的。沙发是破了再补,补了再用。有一次我去看望一平 同志,跟他开玩笑说:您家这些老古董也该换换了!他笑着说:换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好好 的,用不着换!这使我大为感慨,心想,一平同志呀!您革命了一辈子依然是个贫下中农。
  我和一平同志相识几十年,可称忘年之交,也可以说是君子之交。他在位的时候,从未 对我搞什么特殊照顾,我也从未给他进贡送礼。不过,他老人家离休之后,我倒是常到他家 中去坐坐,陪他聊聊天,解解闷,逢年过节给他送本挂历,送盒月饼,他都非常高兴。人老 了都非常念旧,更加想念亲友,我每次去看他,都是依依不舍;我下了楼,他和后来续娶的 夫人傅纪新同志一起在窗口呼唤着向我招手致意。每当此刻,我都是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1996年,一平同志八十大寿,我虽然不会作诗,但还是满怀激情的作了一首祝寿诗:平翁八 旬耄耋年,亮节高风众口传;愿君康健多益寿,如鹤似松更盎然。(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