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6期

我所了解的《新建设》

作者:吉伟青



  1960年6月号发表了平心的《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此引发一场关于生 产力发展动向问题的大讨论。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陶德麟关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 》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展开了一场大讨论。1961年1月至10月,《新建设》参与了 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讨论,发表了贺麟、冯友兰等许多学者的文章。 1959年10月《光明日报》发表于世诚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原理吗?》一文, 郭月争和王若水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新建设》也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毛主席很关心 这场争论。1960年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思维与存在不能等同 ,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 ,势必要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观点上去。
  在经济学方面,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王亚南、千家驹、骆 耕谟、管大同等都发表过学术理论文章,还有一大批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如吴敬琏、董辅仁 等。他们对我国的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商品生产问题、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问题 等,发表了许多见解新颖的理论观点。在哲学界除一些大师外,一批年轻的哲学研究人员如 汝信、邢贲思等也纷纷撰稿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史学界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等著名的 历史学家和林甘泉、蔡美彪等青年研究者也写了不少文章。值得提及的是翦伯赞教授发表的 《打破封建王朝体系问题》的文章,对史学界和历史教学中的一些"左"的偏向提出了批评 和讨论,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在这里还应该提及两大学术冤案:一是对杨献珍的批判,一是对孙冶方的批判。这两起 全国性的和震动学术界的批判大案,是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极"左"思想的大暴露 。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艾恒武、林青山关于杨献珍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 为一》,接着又发表了项晴《'合二为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引起全国学术理论界的强烈 反应。这是康生、陈伯达密谋策划的一场全国性大批判的开端。随后《人民日报》、《哲学 研究》杂志发表批判文章,9月31日《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当 时对杨献珍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并对赞同杨的观点的人一并批判,最后,将杨献珍从高级 党校校长调到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这场大批判才告一段落。事后证明,杨献珍的《合二而 一与一分为二》论点是辩证法的富有创意的演绎。在这个明显地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 的大批判中,《新建设》始终坚持不发表任何批判性质的文章。
  1964年9月,康生、陈伯达等人在举行双周座谈会的名义下,对孙冶方关于生产价格、 利润等问题的观点进行批判,并指令全国报刊公开点名批判孙冶方。并组成了一个70多人的 工作组进驻经济研究所,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试点,实质是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 观点。当时全国许多经济刊物、学术刊物都发表文章批判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修正主 义的,是中国的利别尔曼(苏联的一位经济学家)。这场批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休 止。"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证明孙冶方在经济学方面一系列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新建 设》当时没有跟着批判浪潮随波逐流。
  从这两件大批判冤案中看出,学术与政治界限的划分,不仅是当时未能解决的问题,也 是目前和今后需要继续研究解决的大问题,必须从这些事例中吸取经验教训。前车之覆,后 事之师。
  
  于光远倡导将《新建设》改为《东方杂志》式的大型综合刊物
  
  1963年12月,聂荣臻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科学规划工作时,毛主席说,社会科学也应 有个规划,也要给他们一点钱,也要给他们一点外汇。当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说,社会科学 花的钱并不多。于光远也插了一句,钱不多,但还是要有点钱,要有一点外汇。于光远同志 把毛泽东的话,向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了传达,准备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来因为各 种原因,特别是"文革"来临而中断。
  在此期间,于光远(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找我到他家去过多次,一 是向我了解参加筹划社科规划的一些情况,主要是他谈关于把《新建设》逐步向《东方杂志 》型方向转变的问题。他说《东方杂志》学术门类多,评论多,而且很切时宜、内容丰富,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保存价值。他要我抽调编辑部的人研究《东方杂志》的资料、栏目、细 则、评论设置以及每期有多少学科种类,每期的固定栏目和突出的特点,他还要我估算改版 后每期需补贴多少钱,以及扩大发行后的效益等等。光远同志的兴致很高。在他和我谈话后 ,我立即向《新建设》编辑部传达他的意见,大家都感到光远同志很有远见。我们编辑部立 即行动,抽调几位同志组织一个研究班子,制定改版方案,并决定先在刊物上增加文艺方面 的作品或评论。同时着手调集人才,通过学部人事部门,从1963年起陆续调进一大批新生力 量,先从《北京日报》将曾普调来,接着又从几个重点大学将庄建平、裴叔平、余存珍、陈 素琰、张芝彦、王品兰、王玉恒等同志调进,充实编辑力量,以备改版时发挥他们的特长和 作用。在这前后,还调进田森、龚发信、谷方、许可、蒲肇楷,并从中山大学调进郑锡煌成 立了地理、数学编辑组,调赵群、陈光辉成立了办公室,准备大干一场。可是由于改版方案 迟迟拿不出来,终由于我们没有狠狠抓紧和其他原因,加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浪阵阵袭来 。我们辜负了光远同志一片苦心设想,他的一个大胆的、美好的革新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新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4年秋我调回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办公室副主任,仍兼任《新建设》总编辑。时间荏 苒,到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 文章,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学部各刊物和全国报刊都纷纷转载,《新 建设》却没有转载。这就触动了文革小组和一些人的神经,由《哲学研究》的吴传启出面找 我谈话,说你们还不革命啊?我答曰:我们正组织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怎么不革命?他说 :不是指这个。你们为什么没有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答:不知内 情,看看再说。于是,他转而拉拢了《新建设》的另一位负责人,他们罢了我的官,宣布撤 销我的总编辑职务。批斗会在《新建设》和中宣部办公室同时召开。批斗会上说我是反动资 产阶级头面人物的代言人,是"阎王殿"的忠实走狗("阎王殿"一词是毛主席说中宣部是 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才有此称谓),《新建设》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的讲坛。总之,反反复复,一次一次批斗会上就是这老一套,在批斗我时有的同志质问我, 你胆大包天,为什么竟敢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我多次申明:第一,姚文元的文章是登载在 《文汇报》上的,《新建设》一般不转载别的报刊的文章,尤其是《文汇报》的文章,我更 不转载。第二,姚文元只是《新建设》的一个作者,曾在我刊发表过豆腐干大的一篇哲学文 章。《海瑞罢官》已是学术界争论的老问题了,我看不出他在《文汇报》上发的这篇文章和 别的批判文章有什么差别,有什么新的意义。第三,《新建设》是中宣部领导的学术刊物, 听说中宣部周扬同志正组织写作班子,撰写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当然要等这篇文章转载 ,别的一概不知。就这样一遍一遍的重复、再重复,批判我在《新建设》执行的方针,以及 没有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罪行"。造反派对我的批斗,除给我戴些政治帽子外,从我嘴里什 么也没有捞到。所以他们写的批判我的大字报,大标题写着"吉判官("阎王殿"里的判官 。指作者--编者)张口结舌,负隅顽抗。"在"文革"大混乱中,《新建设》结束了它的 历史使命,我也被下放宁夏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文革"后,张友渔和我曾主张《新建 设》复刊,可被有关人士给否决了。许多同志都留恋《新建设》这个影响着一段历史时期的 有水平、有质量,而又能启迪人们思想的刊物,学术理论界的许多同志对《新建设》的陨落 表示婉惜。
  (责任编辑: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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