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6期

我心中的冯定

作者:章玉钧



  冯定(1902-1983)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我知道他的名字, 是16岁那年(1952)春天,在我所在的小城--四川乐山,参加地委机关三反思想建设阶段学 习时,领到一本土报纸印刷的学习资料,长长的题目印了三行:《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 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这篇传诵一时的名作,对我们这些年 轻干部起了思想启蒙和统一认识的作用。从此,我就注意阅读《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冯定 的文章。1955年新版《平凡的真理》面世,我很快买了一本,并从阅读中萌生了报考哲学系 的愿望。我是带着这本启蒙读物进入北大哲学系的。
  1957年的春天,欣喜地听说冯定到北大哲学系当教授来了,这是何等的幸事!5月14日傍 晚,我们1956年二班的十几位同学相约到未名湖畔冯定的临时住所--临湖轩访问。这是第 一次同他交谈。此后八年,我先是哲学系本科生,后来抽调到系里作助教,参加过编写哲学 教材,1961年又成为冯定教授指导的历史唯物主义专业研究生,不仅几十次聆听他在大小场 合的讲课和报告,还得到他耳提面命的具体指导和帮助。1964年,冯定因病住院,我们几个 研究生到北京医院探望他,9月份他刚从医院出来没几天,报刊上就对他的《共产主义人生 观》等书开展了猛烈"批判",我们这些研究生随即被组织下乡搞"四清","四清"结束 就分配到工作单位。从此与冯定老师天各一方,音讯中断。
  "文化大革命"后,我已回到家乡工作。1980年秋天,因参加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四 川代表团的工作晋京,打听到冯定正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就在9月3日早晨步行到国务院一 招看望他。当时他正参加小组会,待到休会时,他同谭其骧教授回到房间,见到我很高兴, 问我现在哪里工作,得知在党委部门后,他鼓励说:"这样好,实际一些。党委工作也用得 着理论,也可以结合实际写文章,不是空对空。从字句到字句、从概念到概念没有意思。" 接着又关切地询问这几年农村的情况,我把四川农村正在进行的变革,如农业生产责任制的 探索,广汉、邛崃、新都等县的管理体制改革等,给他摆了一阵。他特地问及农村是否发生 了贫富悬殊的问题,接着又问起他指导的61届、62届研究生的去向,我尽自己所知告诉了他 。他欣慰地说:那时出来的研究生还是很有出息的嘛!当时老师年近80岁,脑子已不大好使 ,会后需要休息。我起身向他和袁方师母告辞。他送我到房门口,口里喃喃地说:今天非常 高兴,非常高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冯定。
  
  满腔热忱的教育家
  
  冯定1926年大革命时期入党,曾担任省部级的领导职务(行政6级干部)。毛主席一点将 ,他立即奉党组织的调遣来北大哲学系当教授,角色转换非常自然。我想,这是因为他"出 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陆定一为《冯定文集》题词),对名位早就看得很淡,加以从战争 年代起,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酷爱同青年打交道,当教员是他的本色行当。1952年 院系调整后,全国各高校哲学系的老教授都调进了北大,这些教授在中西哲学史、美学、逻 辑学、心理学等领域各有很深的造诣,不乏大师级的角色,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则 多是"从头学起"。院系调整时,各校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师仍留原校,北大能开马 克思主义原理课的教师,力量主要用在全校公共理论课的教学方面,因而本应主导哲学系方 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力量相当薄弱,教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基础课的师资严重不足。在此情 况下,冯定主动地带头挑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重担。他积极参与制定了哲学系以马 克思主义哲学为"一体"、以中外哲学史和自然辩证法为"两翼"的办系方针。他以病弱之 躯,承担起繁重的教书育人和统战交友的任务。到校不久,他在系副主任汪子嵩陪同下,一 个一个地拜访老专家,从切磋学术到关心生活,向他们宣传党的"双百"方针,谈得融洽默 契。之后他给陆定一部长送去一份报告,讲团结老知识分子的问题。
  冯定师平时不苟言笑,但对青年学生从来是循循善诱、和蔼可亲。就拿我班同学第一次 访问来说吧,我们真是感到如沐春风,很快消除了拘谨的神情,大家围坐在他身边,七嘴八 舌地请他就怎样学哲学指点迷津。据我当时的日记,冯定谈到,学哲学要有这样的本事,从 简单的东西看出复杂性,又能把复杂的东西看得简单起来,前者是"一"化为"多",了解 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关系,后者是"多"化为"一",从纷繁的现象中找出内在的规律。 有同学问:学习中国哲学史有什么实际意义?冯定师说,对实际意义不要理解得太死,人类 的追求是丰富多彩的,何况从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汲取理论思维的 经验教训,可以找到一直导向辩证唯物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线索。他特别讲到,中国封建社会 长达两千多年,这个期间的哲学史在世界上是独有的典型,尤其是重视实践、讲求知行合一 的传统很值得继承和发扬。
  当时学校允许哲学系学生选修一些外系课程,有位同学兴趣广泛,对冯定师大谈自己的 雄心壮志,打算选修物理、生物,还要学与美学相关的课程。冯定师笑着说,当然你未尝不 可以试一试,但计划要力所能及。比如你逛了农展会还打算逛动物园,但在农展会逛的圈子 大了,结果动物园就去不成。他又举自己读古书查辞典为例,这本书讲:"甲者乙也",那 本书讲:"乙者甲也",后来翻《康熙字典》,才觉得比较清楚了。又看到注释《说文解字 》的书,一个字可以解释几万字,后来还是不钻了,因为自己并不做说文专家。当有同学问 如何才能学好外语时,冯定师结合自己的体会讲,学外语要下死工夫,例如找一本外文版的 《共产党宣言》来反复阅读、背诵。……就这样娓娓而谈,一直到晚上10点,我们才踏着月 光回宿舍去。
  冯定师从来把学习哲学和做人联系在一起;把教书和育人当作一回事。他经常讲,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的实践",就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包括改造人 的认识能力和增进道德品质的修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这 句名言可以作为冯定师教学的写照。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哲学系组织二、三、四 年级的师生到大兴县农村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语等四门 课程,实行半耕半读。在下乡之前,冯定先了解同学们的活思想,然后以《改造我们的学习 》为题,讲了两次课。他强调,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大众相结合,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不要认为大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就降低了身份;党员工作了几年再去劳动就吃了亏。要下决 心做普通劳动者,先成了普通劳动者,才能做普通劳动者当中的专家。他说,大革命时期, 汪精卫要"反水"前,对共产党人说,你们这些口号写写文章是可以的,怎么能真做呢?马 克思主义者不是汪兆铭那样的假革命,只要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付诸实践,懂得了就要 兑现。冯定师鼓励我们到农村,要注意在实践中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参加一季农业生产的 全过程很有必要,是一门学问,不是浪费时间。搞过基层的人才比较有办法,讲话人家才要 听,因为他解剖过麻雀,情况吃得透。到农村几个月以后,要是一口气能举出实际社会生活 中的一二百对矛盾、三四十对矛盾的转化,那就很有收获了。我们下放黄村公社期间,他专 程来讲了六七次历史唯物主义课,还作过下乡两个月小结的报告,肯定大家在养成劳动观点 ,增进对劳动人民的感情,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事情等方面的收获,说这些是社会的根本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这些基本收获,将来的作用是累进的。他期望同学们把苦修苦炼 的成果发扬光大,不要有"镀金"思想、"苦熬一阵子"的思想。他要我们一边参加劳动和 基层工作,一边刻苦学习四门功课,用学到的理论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理论就是对实践 的总结,理论水平就表现为总结的能力,表现于对一切事物的评价及其改造上。懂哲学,就 是对大大小小的东西都能总结起来。他风趣地说,空心糖豆是滚不远的,有了实际作为核心 ,才能逐步扩大。他鼓励我们总结自己的点滴体会,写小文章;还要我们到群众中搞哲学普 及工作,可以从有没有狐仙讲起,可以用讲故事的办法,还可以附上插图。在冯定师的鼓励 下,我们年级的同学不仅写了一些调查报告,还编写出版了《说三国,讲哲学》、《说水浒 ,讲哲学》等通俗读物。
  北大哲学系在1961年和1962年先后招收了7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专业研究生 ,我也是其中之一,由冯定教授任导师,同时由冯瑞芳、谢龙等讲师分头辅导。导师结合各 人的志趣,帮助选定具体的研究方向,开出阅读书目,要求对经典著作和党的文献系统地进 行自学;他为研究生开历史唯物主义专题课,作学习国际共运论战有关文件的辅导;还以小 型座谈会方式,组织专题研究。这样的座谈会,一般是在燕南园他的寓所客厅里进行。在客 厅的一排书柜里,有不少线装书、俄文书和杂志,桌上有打开的书本。针对我们一开始有些 浮躁的学风,他强调,要把基础打扎实,知识面要广一些。金字塔的尖顶是在广阔的基石上 建立的,搞学问不能像放礼花,"唰"地一声上了半空中,五光十色,刹那间就灰飞烟灭。 这使我们懂得了,博和专相互促进,不可偏废,既要把基础拓宽些、打牢些,又要在某一个 问题上钻得深些,结出或小或大的果实来。
  我们做研究生期间,正值国际共运内部(主要是中苏之间)开展一场激烈的公开论战。针 对连篇累牍的攻击,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25条)、《再 论陶里亚蒂和我们的分歧》和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大块文章。这场论战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力,先后提过好几十个问题向导师请教,他在回答中摆事实、讲道理,基调同当时我方主流 观点一致,但认为有些问题还要继续观察、继续研究。我当时不自量力,想就无产阶级革命 问题上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来写毕业论文,从纪念1871年的巴黎公社开头,以《公社原则和修 正主义》为题写了几十页纸。冯定师耐心地读了这篇文稿,在1963年9月17日找我个别去谈 。这里不想说对文章具体观点的讨论,只说导师就如何写论文对我的教导。他讲得很细,比 较婉转,归纳起来,一是认为文稿口袋扯得太大,正面观点从马恩和列宁讲到今天,反面观 点从老修正主义讲到现代修正主义,主要谈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又涉及到取得政权后怎么办 的问题。一篇东西里什么都弄,不行,不能一口吞下去。二是认为经典作家的话引用太多, 读起来令人沉闷。不能只用话语同话语对照,要用历史和现实来对照和批驳修正主义者的言 行,要注意掌握实际、具体的历史背景,发现一般人不太注意的资料,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三是认为要扬长避短,写自己能驾御的题目,有的题目你搞起来太吃力。比如直接点名批判 赫鲁晓夫,那要根据中央的部署;批判南共的观点,现在很多书没有公开发行,在资料的掌 握和引用上都有困难。同时,他又鼓励说,工夫用了不会白费,以后抓住问题一点一点地写 ,弄一个问题就力求讲透些。不要像论战对方发表的那种文章,摆出一大堆概念,用引文代 替论证。他要我回去考虑,毕业论文是否就围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来写。
  1964年3月26日,冯定师又找我谈了一次,确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 家机器》为论文题目,要求联系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来讲马恩和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发 展,批判修正主义者的歪曲,通过具体分析,揭露他们的实质,功夫要下在这上面。还具体 教我从哪些方面去找有关内部资料阅读。在当时的背景下,一个学生写这样的文章确有困难 ,加上不久以后,冯定师受到错误的批判,这段研究就此中止,连一个青果子也没有结出来 ,但他对如何做人、治学的教导,却使我长远受益。
  
  头脑冷静的革命家
  
  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征途中,党和人民的事业曾多次受到过右的和"左"的干扰,特别 是"左"的东西根深蒂固,造成的危害最大。通观冯定的生平和著作,似乎对极"左"病毒 有某种抗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第一,因为他早年曾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对" 左"的危害刻骨铭心。他曾谈到自己经受过多次党内斗争的教育,尤其是1927年在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时,正值王明以宗派主义把持着该校党组织,包括冯定在内的多数党员不同意王 明搞的家长制统治,可是王明却摆出"惟我独尊"的架势,打击异己,有的同学被开除党籍 ,有的受到党纪处分。冯定因为家庭出身是工人,幸免被开除党籍,而受到警告处分。这件 事引起了他的悲愤和思考,在脑子里产生了许多问号,觉得应该去寻求真理以解释现实生活 的种种疑团。从此,他就决心钻研哲学,希望从中能悟出一些解救人民痛苦和发展革命斗争 的道理来。第二,冯定带着这样的问题,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的实践来研究和运用理论,其许 多基本观点的形成,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并融入了自身血脉的,因而对严重脱离实际、脱 离群众的"左"的东西,识别力较强。第三,冯定为人刚直不阿,治学严谨正直,实事求是 ,遇事总要通过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辨别真伪,"既不愿看风转舵,又不会阿谀奉承。" (薛暮桥对冯定的评价)"左"的潮流卷来时,他不随人俯仰,即使处于受批判围攻的逆境时 ,仍不畏高压,他曾对师母袁方说:我决不做检讨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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