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6期

我心中的冯定

作者:章玉钧



  冯定是在党的八大之后不久调到北大的。从建国到八大前后是党的历史上比较辉煌的时 期之一,也是冯定在哲学社会科学著述方面的一个盛产期。那时,他对党的正确路线、主张 心领神会,在认识上相当一致,在行动上自觉地宣传贯彻。而到北大不久,就遇到反右派斗 争严重扩大化,毛泽东随后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分析,以此为标 志,"左"的指导思想逐渐积累和发展,以至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走向主导地位。在这些 年里,冯定不再像八大前后那么心情舒畅,他对人民的事业仍然满怀热情和信心,但对当时 的潮流却有不少困惑和疑问。他表现出对越来越"左"的东西总是不对劲,认识和行动跟不 上,也不愿去跟,宁肯保持距离,消极抵制,甚至公开地(在党的会议上)或者迂回地(在文 章、讲课中)表示异议,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会被视为异端,由此决定了他遭受批判的命 运。
  冯定的观点同八大路线非常合拍,在毛泽东改变八大路线之后,冯定仍然坚持自己的观 点。关于党的中心任务问题,冯定在1953年出版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一书中就说:" 当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胜利而专政已经实现的时期,工人阶级天字第一号必须完成的任务, 莫过于建设了。"到1961年此书修订出版时,仍然坚持认为:"发展生产力是最根本的"。 在1956、1957年一版再版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同样强调:"革命的实践重要,而生产力 的实践更是始终重要的。……在革命已经胜利后,生产建设就更居在第一位了"。关于中国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冯定在1952年的文章对纠正党内露头的否认民族资产 阶级仍有积极一面,认为斗争是为了打倒该阶级的那种"左"的观点起了很好的作用。八大 前后,他继续这个思路往前探索,在1958年出版的《有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问题》一 书中坚持认为,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因为他对国 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矛盾的论断持有异议,1959年在《平凡的真理》第二版中 提出:至于国内,除了仍须警惕从帝国主义方面而来和潜伏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以 外,当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的时候,自不能再强调阶级斗争的紧张 了。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尽管1958年成都会议已吹出要搞点个人崇拜的风,冯定在《平 凡的真理》1959年第二版中仍坚持指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往往会导致偶像化和神化的程度 ,有时领袖个人的英明或过失甚至会影响某时某地决定性的斗争的成败。个人崇拜使群众处 在消极被动的地位,终究是不合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思想意识的,是对社会主义的事业有巨 大的危害性的。在1958年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也强调,夸大个人作用,容易使领袖 或少数的重要政治人物犯错误,引致严重的不良后果;还会养成风气,使青年们都缺乏"独 立思考"的精神,而说话做事只会"随风转舵"的人反而得以钻空子。冯定为忧党忧国而放 胆直言,后来的历史证实了他的分析和预见。
  意识形态领域"左"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混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开展过火的错误的 批判和斗争。冯定1956年发表的《谈"百家争鸣"》一文就提出,为了"争鸣",大家首先 就得整顿"文风",不能理尚未说,就对被批评的"宣"起"判"来,这是会使人不敢"畅 所欲言"而窒息"争鸣"的。他还说:"争鸣"是不能"你出题目,我写文章",使得"鸣 "者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是不能"投标包办",好像别人就不必"染指"或"置喙"似的 。反右派之后,许多知识分子惊魂未定,噤若寒蝉,1961年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之际,冯定就 贯彻"双百"方针问题在校内作了比较系统的调研。从"文革"中印的一份资料看,他在北 大党委常委会议上曾多次坦陈意见,对"左"的做法公开表示异议。他反复申言,必须善于 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以至和世界观、方法论问题区别开来,不能随意等同和混淆。"双百 "方针的英明,首先就是使学术和政治区别开来。他指出,前段时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进步估计不够,当时认为党内专家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错误的。他不同意把对教育方针 的不同意见上纲为两条道路斗争。他针对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做法提出,红是 指引方向的,只要方向明确,学生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业,增进知识和提高技术能力 ,而不是从事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等,这是完全正当的。社会需要的是大量的自然科学家和 社会科学家、各种不同的专门人才,至于职业政治家,只是少数而不是多数。他还把这些见 解写进《关于"红专"》、《人生漫淡》等文章和小册子中。正因为他厌恶那种不公正的、 强词夺理的批判,当1964年初,康生等发动对"合二为一"论的批判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部 门曾派人找冯定,告诉他,现在已不让哪些人写文章了,你属于可以写的,动员他写文章批 判杨献珍。冯定当即婉言拒绝。来人走后,他对袁方说:"'一分为二'、'合二为一', 这是辩证法的常识嘛。"当我们回顾"左"的思潮流行时,对当时一批党外专家宁折不弯, "为学不作媚"时语,油然而生尊敬怀念之情;同样,党内也有冯定这样具有铮铮铁骨的专 家,他们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学术观点与现实政治结合得紧,又有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在 某些方面承受的压力更大,抵制"左"的潮流更加难能可贵,我们从内心尊敬和怀念他们。
  
  锐意创新的哲学家
  
  冯定属于较早的一代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革命家兼学者,他的论著的显著 特点,一是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这个中心来研究哲学、应用哲学,引导人们用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尤其重视人生观、道德观的研究和阐发,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二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吸收中国传统文 化和国外先进文化的有益成果,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熔铸提炼,因而在哲学观点和哲学体 系上颇富新意,具有创造性;三是既坚持自己经过实践考验的基本观点,又乐于随着实践的 发展而修正原来不恰当或不完善的观点,提出新的观点。特别是他在"文革"后的一批论文 ,凝聚着对革命、建设以至哲学学术方面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刻反思。
  这里我只想说两个问题:
  一是对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的探索。
  冯定对当时通行的以《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为母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很早就有 不同的看法。《平凡的真理》即已突破那个体系,把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贯穿 全书,把辩证唯物自然观、辩证唯物历史观熔为一炉,努力体现出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 是一个东西,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息图象。1959年冬天,按照中宣部的部署,中央、 北大、人大、上海、吉林、湖北,都要编出一部哲学教科书。北大本由冯定担任主编,参加 的人很多,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绝大部分教师外,还从学生中抽了我们一 批人(不久我转为助教)参加,时间要求很急,两个月就写出初稿,很有点搞群众运动的味道 。作为主编,冯定以他向新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课的思路为基础,提出了又一个打破 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为"两大块"的方案。一开始讲总论,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统一 起来,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揉在里面;然后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展开;最后讲作为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 及其范畴。写出的教材初稿共分九章,冯定亲自执笔写绪论部分。后面的各部分由师生们分 头编写,因时间太紧,各自为战,集体研究不充分,未能由主编通稿审改。编写组内部思想 认识也没有统一起来,初稿水平参差不齐,不尽符合冯定提出的体系方案。就我记忆所及, 中间讲辩证唯物历史观那一章,从劳动生产、人民群众、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战 争与和平,讲到教育、文艺、道德、宗教、科学技术等等,内容多,篇幅长,鼓出了一个大 肚子。很多问题上又尽量为当时的政策、方针作解释和辩护,因而难免带上"左"的时代烙 印。
  1960年3月在中央党校召开了讨论六本书稿的哲学教科书讨论会,在当时"左"的氛围 下,会上的某些意见,包括对北大本的绪论的意见有欠客观公允。会议要求各本书继续修改 ,不要搞成"陆定一"(六本定为一本)。讨论会后,冯定并不气馁,在5月29日提出了修改 的设想。他肯定这次编书的收获,打破了旧的传统,在理解和体现毛泽东思想上作了努力。 好像演戏新出场的人,打扮得不够好,但红脸总是红脸。他认为初稿有三个问题需要修改时 注意:一是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不要单独讲人生观,如果把个人提出的种种人生问题,一个 个帮他解释,那样比较被动。二是讲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三是马 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了很多独立的新的范畴。讲哲学要以今天为中心,立足 于当代现实、当代的阶级关系,在这个基础上继承以往对它有用的东西。全书的结构,要以 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原来只作为一章不行,各章之间太不平衡。从中他归纳出三条原则, 一是讲任何问题都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贯穿社会实践的观点;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 为中心,此书讲自然科学问题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要与专门的自然辩证法教材有区别;三 是历史唯物主义讲范畴要分章专门讲。他这次设计的结构共24章,其中有11章是历史唯物主 义问题,置于全书中心部位。
  在冯定提出修改的设想之后没有多久,除他本人之外,参加北大编书的骨干奉命集中到 北京市委党校,同人大和市委党校的同志一起另编一个"北京本",北大本的修改就被搁置 下来。后来连续不断的"批判"浪潮,更使此事化为泡影。至今那部初稿能否找到一个孤本 ,都还是个疑问。尽管如此,冯定为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作的探索,毕竟打开了人们 的视野。1984年北大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80年代另一些新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就反映了冯定所提体系的影响。
  二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思考。
  从中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这样的实际出发,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怎样对待资本 主义,一直是萦回于冯定脑际的大问题。在建国初期,他是赞同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再进 入社会主义的。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里,他说:"至于资本主 义,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备工作时期,仍可让其发展,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发展 的方向必须要有限制,使其有助于国家的工业化,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不会妨碍社会主义建 设的准备工作,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允许的,不过必须受工人阶级与整个国家建设计划的 领导罢了--这就是中国革命改进生产、改进社会、改进大家生活的途径。"他认为,基于 中国的国情,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是有空前良好的机会和空前广阔的道路的,而且这个时期 并不是怎样短的,而是比较长的。
  在历史的车轮加速转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冯定在肯定这 一伟大胜利的同时,也察觉到对资本主义传下来的东西,尤其是生产力和文化科学成就,不 能"一刀两断"、"全盘否定"。在1959年《平凡的真理》第二版中有一段很值得深思的话 :"社会不但在不是革命时期不会一刀两断,就是在革命的飞跃中也不会是一刀两断的。人 类社会的生产力、文化和科学,总是先后连绵起来的;而革命,也还仍是否定了消极的因素 而又肯定了积极的因素的。""革命否定的只是旧的政权和旧的生产关系;至于生产力,不 但不会否定,而且是还要继承和继续加以改进和提高,更不必说科学技术和有价值的文学作 品、艺术作品等等的东西了。"接着讲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全盘接受了人类历来对 自然现象的科学成就,而且也肯定了资产阶级在社会科学中的积极因素,否定了资产阶级在 社会科学中的消极因素。"
  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后,"劫后余生"的冯定,痛定思痛,对我国社会主义曲折发 展历程进行深刻反思。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到1982年发表的文章,多次回到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发挥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冯定的文章一般较少引用 经典著作,而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反复引用和咀嚼列宁的有关论述,强调要学习列宁,用 科学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比如,资本主义的民主问题,固然这种民主在实 质上来讲是具有阶级性和欺骗性的,但起码它有这种民主的形式。我们制定社会主义法律时 ,也要把这种形式考虑进去。"冯定强调要吸收人类一切有用的文化成果,"资本主义社会 中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管理以至一些专家学者的事业心,还是值得我们很好借鉴的" 。他还举出列宁关于和中世纪制、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 本主义是幸福的名言,说明"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可一笔抹煞"。他专门写了一篇题 为《吸收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文章,引用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并没 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 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接着强调: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后,世界上的情况得到进一步沟通 。近几十年来,任何一个民族在某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除开人为的限制),很快就变成人类 共同的财富。冯定晚年讲的这些话,境界是多么开阔,思想是多么开放,涉及到经济、管理 、技术、政治民主、文化、学术、意识形态等等领域。如果我们能多用"人类共同财富"的 观点来看问题,就不会疑虑重重,像后来在姓"社"姓"资"问题上总是争论不休了。
  (责任编辑: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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