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6期

如此态度不可取

作者:■ 许全兴



  近日读到邹削强先生的《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诗之另一解》(《百年潮》1999年第10期),我感到惊讶。邹先生对本人文章旨意的任意歪曲是罕见的。这使我不得写此文以说明真相。
  邹先生文章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多少年来,不少人认为毛泽东《七律·吊罗桓荣同志》一诗的主题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放心与疑问’,是‘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许全兴《为毛泽东辩护》当代中国出版社)”。这是邹先生为自己争鸣而树的对立面。问题是许全兴真的是那样认为的吗?真的把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放心与疑问”、“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视为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主题吗?否也,这是莫大的歪曲。
  笔者曾写过:《“国有疑难可问谁?”——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这我见》(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5期)和《毛泽东为接班人林彪写的‘备忘录’——〈毛泽东致江青信〉之我解》(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3期)。这两篇文章均收入《为毛泽东辩护》论文集。对后一篇文章笔者在收入论文集时加了一个题注:“本文发表时杂志编辑另拟了一个标题《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现恢复原题。”邹先生文中引号里的话不是出于前者,而是出于后者。邹先生把杂志编辑为拙作《〈毛泽东致江青信〉之我解》拟的正标题移作《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主题,不知是何用意?
  《毛泽东为接班人林彪写的“备忘录”》是一篇争鸣文章。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文辞精美、生动、幽默、诙谐、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正因如此,人们对它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毛泽东写这封信是为了揭露林彪的反动本质;也有人认为,毛泽东信的重点在于对自己的解剖;另有人认为,毛泽东写此信是为了遥控江青去点燃“文革”之火,完成在全国打倒“右派”的任务。笔者不同意这些看法,另有所见,写了此文。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信是他在选林彪为自己接班人时写的一个“备忘录”,反映了毛泽东在选林彪为接班人时的矛盾心态。文章说:“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放心与疑问在《吊罗荣桓同志》的诗中已有表露。”往下,笔者用以下一大段文字对比作了说明。
  笔者认为:对毛泽东诗中的“斥■”、“昆鸡”、“大鸟”、“老鹰”等比喻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但诗中“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两句的含义是比较确定的,即是对林彪在长征中和辽沈战役中所犯错误的批评,以此突出罗荣桓的功绩。1963年时,毛泽东正重用林彪,可为什么要在悼念他人的诗中揭林彪之短呢?要解此疑问,须从诗的最后两句入手。“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两句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深深的钦佩和对罗的离去的无限惋惜。这里的问题是“国有疑难”是指什么。从泛义上讲,当时毛泽东关注的是反修防修。但从所问的对象是与林彪共事多年的罗荣桓看,毛泽东所问的疑难又没有这样宽泛,一定与罗有关。此时的毛泽东对原来的接班人刘少奇已很不放心。谁来替代刘少奇呢?林彪是可考虑的一个人选,但没有把握。林彪为人如何?只有与他长期共事的人才能知道。党内高级干部中与林彪共事最久的要数罗荣桓,而罗又是可信赖的人。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要进一步了解林彪,只有询问罗荣桓。罗已离开人世,毛泽东哀思良久,难以直抒胸臆,只能发出“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叹息。诗中提到林彪的短处,并不是斥责林彪,而是反映了作者在进一步重用林彪之时的一种矛盾心态。在《毛泽东为接班人林彪写的“备忘录”》一文中,笔者只是说明,毛泽东在《吊罗荣桓同志》诗中流露出能否进一步重用林彪时的疑问与不放心,决不是说毛泽东诗的主题就是这个,更不是说毛泽东在谴责林彪。
  拙作《“国有疑难可问谁?”》也是一篇争鸣文章,黄瑶先生在《对〈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管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中不赞成许多人将“战锦方为大问题”解释为“赞扬罗荣桓,批评林彪”。他将“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解释为“长征的艰难困苦还不算难堪,夺取全国胜利后如何保持革命本色才是大问题”。“似在阐发七届二中全会的思想”。此种解释较为新颖,但笔者实难苟同,于是写了《“国有疑难可问谁?”》一文。笔者认为,“战锦”是指锦州之战,“罗荣桓一生功勋卓著,在锦州之战中说服林彪执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无疑是最突出的功绩之一。因此,毛泽东在悼念他的诗作中讲到这点是十分自然的。”“将‘战锦方为大问题’解释为赞颂罗荣桓的功绩,这可能较为符合诗人的原意。”笔者在该文的末尾写道:“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思绪万千,想得很多。既回忆起与罗荣桓一起造反闹革命相见又相别的情谊,想起罗一生的为人、功业,想起罗在锦州之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又想到眼前的反修防修,想到自己身后之事,想到与罗一起共事多年的林彪,想到自己曾打算向罗征询对林彪的意见,以便决定能否让林做自己的接班人。最后,毛泽东将这千思万绪,凝成《吊罗荣桓同志一诗》。”我想,任何一个无偏见的读者在读了本人的文章后可能不一定赞成文章的观点,但决不会得出文章的主题是“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这样的结论。
  邹先生不仅歪曲了笔者的观点,而且还歪曲了其他同志的思想。邹先生文章的第二段是这样写的:“持上述观点的人认为:诗的颔联‘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主要是针对林彪而发的。‘长征’句是谴责林彪1935年5月会理会前上书中央,错误要求改变中央军委领导,‘战锦’句是谴责林彪拒不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尽管罗荣桓传编写组的黄瑶,以及葛洛等同志都曾撰文表示过不同意见,199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诗词集》时仍采用此说。”紧接着,邹先生断言:“上述说法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邹先生这段话问题颇多。
  首先要指出:将“长征”句注释为1935年5月林彪写信一事和将“战锦”句注释为锦州战役的不是笔者,而是由胡乔木主持编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笔者只是采用此说而已。这是笔者认为“这两句的含义比较确定”的根据,因为在笔者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注释是最有权威的注释。
  其次,如前所说,笔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并没有把“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说成是在“谴责林彪”,而是解释为赞颂罗荣桓的功绩。“谴责林彪”云云,均是邹先生生造出来的。这种“生造”不仅加之于本人,而且加之于《毛泽东诗词选》和《毛泽东诗词集》的编辑者。在邹先生看来,谁在注释中提及林彪 事,谁就是把毛泽东的诗作看成是“谴责林彪”。其实,诗中提及“林彪事”、“含有批评林彪之意”与“诗的主题是谴责林彪”是两回事。
  再次,邹先生的态度不免过于武断,过于自负,以为真理在握。可是,细读一下。就可发现。邹先生文章的立论依据和推论也是大成问题的。邹先生不赞成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这一绝大多数人公认的结论,却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邹先生把辽沈战役时的林彪说成是“持不同意见的孤家寡人”是不符合历史实情的。他举聂荣臻来证伪“罗荣桓是党内高级干部中与林彪共事最长”的论点,也是无力是。邹先生承认“战锦”是锦州之战,并说“在毛泽东看来,‘战锦’中的罗荣桓,真是挑起了一副比长征中‘难堪’得多的重任”。可是,邹先生却不认为罗荣桓在锦州之战中的显著功绩是说服林彪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而只是说“罗荣桓当时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在笔者看来。说服林彪执行毛泽东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不仅是“罗荣桓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战略方针”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罗荣桓在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战略方针时要做的最艰难的思想政治工作。
  最后,顺便说一下对“斥■”和“昆鸡”的理解。据《毛泽东诗词集解》(吴雄选编),对“斥■”和“昆鸡”的注释主要有以下几种:党内诽谤、打击罗荣桓的小人;泛指红军队伍里的不同看法者;林彪;现代修正主义者;国际上的帝修反。邹先生则认为是:帝修反,地富反坏右,“走资派”,总之,一切与党地路线为敌的集团和个人。笔者以为可能还有另一种解。甘渭汉将军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中说:罗荣桓同志既维护干部之间的团结,又坚持必要的思想斗争。他能宽厚待人,但对违法乱纪的现象决不姑息宽容。对于原则问题。他更是坚定地坚持党的立场和维护党的利益。“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这两句诗,的确表现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生平的深切了解。“那些生活中的‘欺’和‘笑’曾使罗荣桓同志受到干扰和困惑,有时达到身心交瘁的程度。”(《罗荣桓传》编写组编:《回忆罗荣桓》)甘渭汉的上述回忆为“斥■”、“昆鸡”提供了另一解,即指党内某些散布贬损、中伤、攻击罗荣桓言论的人。
  对一首诗的读解,见仁见智,一人一解,十人十解。这是正常的,有助于广大读者从不同方面去理解和赏析。在诗人谢世后,很难说谁的解一定符合作者本意。因此笔者从不认为自己的解一定正确,也不赞成像邹先生那样的唯我正确的独断态度,更反对对不同见解的歪曲与批判。学术探讨应取实事求是、互相切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