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6期

赵树理致周扬函

作者:■徐庆全



  赵树理致周扬的信
  
  赵树理是以写农村题材而蜚声文坛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40年代的脱颖而出,与周扬有很大的关系,因而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两人的交往中,赵树理曾几次致信周扬。这些信,对于研究赵树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转录一封如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作分析。
周扬同志:
  十一月二十六日信收到。
  小二黑结婚剧本,本月十二日才接到,因当时在城参加区干部汇报结束土改工作的会,直到现在才着手看。
  我原定的计划,依靠剧团已不可能,只是依靠村、区、县做了些工作。在这三个月的工作中,问题还是发现了一些,而进一步观察群众现实生活则所得甚少,因这次仍不得不以一个工作员的身份出现,致与各阶层群众生活仍有隔离之处也。
  目前军事形势的发展与新大众性质的改变,似乎决定我的工作也要有些变动,因此我准备于旧历年后把我的老婆孩子送回原籍以便于流动。可是这情况下反使我没有主意:继续深入农村呢,(还是)转向城市呢?一个无产阶级的写作工作者不了解真正“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生活如何是好?这似乎应转向城市了。可是放下自己比较熟悉的对象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探索又有什么把握呢?这样想来似乎又是不必往城市好。
  这问题与我的整个前途有关。我的前途有二:一个是就现有的条件做可能做的事,不必求全责备,甘心当个专写农民的写作者;另一个是和一个青年一样,力求发展为一个全面写作者。前者说起来不免带点暮气却比较现实,后者按现在的供给条件也不是绝不可能,只是成本要大一点,从经济上算起账来,不如培养个城市青年合算,且在今后联合政府的形势下,不可能有现在的供给条件或领薪金的写作者,因而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久久写不出什么来便会使公私都觉得不妙。最后我觉着依靠现在的条件工作,并加强今后的流动性,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或者是个较妥当的办法。我这种想法如与党使用我的计划不冲突,请求给我调动这样一个岗位。
  改革戏剧一文,我读了后没甚意见,只是这一工作我觉得真不是好做的。问题还不在于像某同志(忘了名字)文中所说神话故事有否毒素与有害无害的界限问题,而在于事情范围太大循求实效的工作者太少。例如戏戏〔剧〕编审委员会要各地送剧本,而多数戏班子和剧团根本连报也不看,连这个委员会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哪管你审查不审查?县级宣传部门,从襄垣看来只是从报上看到有这委员会,真在工作计划中把钞〔抄〕送剧本算成一项工作则还没有想到。我到这里已看过三种原封不动的旧戏(襄垣洋歌、上党梆子、小捞子),没有谁来哼一声说“这成问题”。有害无害界限不清,其弊在于能使少数有害者“漏网”,现在的问题是连个破网的也没有,害大害小可以通行无阻,连一个用网的人也没有,即使张了网,仍不起网的作用。进步的剧团是有的,他们时时要求得到有人负责审查过的新、旧剧本。戏剧编审委员会所编审(修改)以后的剧本可以普遍印售,否则其效不易普遍。
  我们的宣传工作,从上下级的关系看来,好像一系列用沙土做成的水渠,越到下边水越细,中央的意图与村支部的了解对得上头的地方太细了,不独戏剧工作为然。像最近中央〔共〕中央对青年、妇女工作的指示,各级照着做,赶到了村,往往就变成莫名其妙的填表任务。封建思想之海的农村,近十余年来只是冲淡了一点,尚须花很大气力才能使它根本变转了颜色。
  襄垣下良镇的土改、整党、建政一套工作已结束,我所见到这些工作中以及今后的问题,详见给新大众社的信中,我已请冯诗云同志转给你,兹不另赘。
  余再报!
  敬礼!赵树理
  一月十七日
  旧历年后我拟往太岳送家属,今后来信请由新华书店长治分店转,因他两地(此间与太岳)均能转到也。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
  
  赵树理的这封信,信末只具月日而无年份,现结合有关材料加以考证。
  赵在信中谈到了对“戏剧改革一文”的读后感。“戏剧改革一文”当是周扬在11月26日致信赵树理时请他提意见的。据华北出版的《人民日报》在1948年11月23日发表的题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的社论和参加过《周扬文集》编辑工作的郝怀明说:“这篇文章是由周巍峙起草的,经周扬审改,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中对旧戏大体分成有利、有害与无害三大类分别对待的思想,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写成的。”(2000年3月11日采访郝怀明)
  这篇社论虽然是周扬主持的,但是,周扬在给赵树理的信中,是不会把这篇社论再寄给赵提意见的——因为赵很容易看到《人民日报》的。或许,当时周扬是把周巍峙所写的有关戏剧改革的文章寄给了赵,故赵信中有“问题还不在于像某同志(忘了名字)文中所说神话故事有否毒素与有害无害的界限问题,而在于事情范围太大循求实效的工作者太少”之语。这样可以断定,周扬的信是1948年11月26日写的。赵树理给周扬的回信只能是在1949年1月17日。此其一。
  赵树理信中提到了“目前的军事形势的发展和新大众的性质”的问题。所谓“新大众”,是指赵树理所办的《新大众报》。1945年6月,华北新华书店与韬奋书店联合创刊了《新大众》杂志,为小32开本的半月刊。1947年底,为了扩大它在群众中的宣传教育作用,决定改为报纸发行。1948年元旦,《新大众报》创刊,每周一期。在新华书店工作的赵树理,主要任务就是编辑这份报纸。1949年3月15日,设在平山县的《新大众报》迁往北平,改为《大众日报》,不久又改为《工人日报》。赵信中所说的“新大众的性质”,当然是指报纸要迁往北平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周扬在11月26日信中向赵提到的,故赵信中有此语。至于“目前军事形势的发展”,当时是指全国即将解放、解放的干部要转向城市的情况。因此,这封信应当是写于1949年。此其二。
  赵在信中说,为了适应“目前的军事形势”,在“旧历年后我拟往岳送家属”,以适应流动。查戴光中所著《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戴认为赵是在1949年春节前夕回到了阔别11年的家乡的,但从赵的信中看,赵是决定在春节后回去的。虽然限于材料,目前还难以断定他是春节前还是节后回去的,但是他在1949年回家是毋庸置疑的。这也说明,赵的这封信是在1949年写的。
  
  赵树理与周扬的关系
  
  1946年,周扬从延安到晋察冀,随即担任了这个最大的解放区的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后,周扬仍任宣传部部长。赵树理所在的山西太原新华书店,自然是在晋察冀及华北局的管辖范围之内。从组织关系上讲,赵树理归太行地区文联领导,并无直接向周扬汇报工作的必要,而作为统领华北地区全局宣传工作的周扬,在所领导下的晋察冀及华北局有很多作家,赵树理只是其中之一。以当时两人的身份而言,是很难于直接联系的,更何况,周与赵得以见面还是在1949年的文代会上。周与赵的结缘,得益于赵树理的作品,而赵树理的作品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得益于周扬的重视——这是一段颇值一提的文坛佳话。
  赵树理是以1943年9月发表了《小二黑结婚》独步文坛的。这篇作品曾在农村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过去,华北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以发行二千册为极限,但是这本封面标有“通俗故事”的小册子,却连续印发了二万册仍供不应求,只好再印二万册。这自然说明,当时解放区的广大读者对此书的喜爱。可是,与广大读者的反响相比,文艺界同行却非常冷淡。虽然当年的《华北文艺》10月号上,曾出现过一篇充分肯定《小二黑结婚》的书评,但是,在当时很权威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马上针锋相对地刊出了一篇批评文章,文章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婚恋没有什么意义。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太行区的许多报纸杂志,对《小二黑结婚》保持了沉默的态度。此后,虽然赵树理又创作了《李有才板话》,并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几年以来,并未引起解放区(文艺界)应有的重视。记得我曾和一个同志说过《小二黑结婚》还不错,然而对方的回答,却是‘赵树理对解放区的了解也很有限’。”(史纪言:《文艺随笔》,载1947年1月《文艺杂志》)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时对文学作品通俗化的认识有分歧。在解放区,不同经历、不同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云集,必然会以各自对文艺的认识来看问题。这种认识,在解放区不管是在延安还是在晋察冀,都同样存在。即以晋察冀而言,在1942年初召开的太行区文化座谈会上,围绕着通俗化的问题,就有着很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当时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的杨献珍对此次会议有很深的印象。在这次会上,有人认为通俗化即是庸俗化,搞通俗化就是海派,并根据对通俗化问题的不同主张,把人分成新派和旧派。他们认为“杨献珍是代表旧派,他的群众就是赵树理”。这样的看法当然是偏激的,但是赵树理对持有这样观点的人的看法也同样有偏激。赵树理把解放区某些作家未脱欧化习性,写出来的作品只能互相买着看,颇带讥讽地幽默为“交换文学”。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赵树理的作品的结局也只能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评论界的寂寥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不管现在如何看这场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确立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和解放区迫切需要这种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作品的形势来看,赵树理的作品无疑蕴含着极大的生命力。后来,周扬这位很有眼光、善于掌握文艺界宣传动向的理论家结识赵树理的作品,并对此大加推崇,其考虑的出发点正在于此。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