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6期

陈斐老素描

作者:■ 徐怀中



  彷佛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位老人病床前,而是站在潭柘寺那一株古银杏树下。树干空了,四周又生出了气根,高大的树冠依然是一片苍翠。
  
  每年的八月十五和春节,我们忘不了去看望陈斐琴老人。虽然我们夫妇俩也早已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还只能是以晚生后辈的诚意和恭敬,站在病床前问候老人。陈斐老1990年突发脑溢血倒下,所幸救治及时,至今头脑清醒,听觉尚可,只是失去了语言能力。子女们可以作翻译,也不过一知半解。老人说的什么?像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一再重复着,孩子们终于无法翻译出来。老人不得不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只是张着嘴天真地笑着,如同一个婴儿。
  陈斐琴的夫人李佩琳,和我是一辈人,是我的同团战友。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堂堂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只有三个女演员。所有老年妇女的角色,固定由一位年龄稍长的女同志担任,所有少女少妇,固定由另一位略小几岁的妇同志担任,所有媳妇大嫂这类角色,都由李佩琳担任。平时看上去,不过是军队大院里普普通通不讲究穿戴的一位老太太。你哪里会看得出,这是当年我们文工团惟一的‘青衣’台柱。她能演话剧,能唱歌剧,能唱京剧,还能唱河北梆子等几种地方戏,以山西梆子最拿手,大有郭兰英之风。那年得知李佩琳肾衰竭,我们夫妇俩赶到医院去看望她,见她情况不好,不想第三天就上路远行了。在陈斐老面前,我们当然绝口不提佩琳,老人也从不提起。他的大女儿陈东讲,他们告诉老爹,妈妈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不可能接她回家来。父亲一生最容易相信别人的话,所以五年过去了,至今他依然信以为真,从未提出过疑问。我的判断正相反,五年之久竟没有提出疑问,恰恰说明,他毫无疑问地肯定老妻已经辞他而去了。老人避免提及此事,总是用默默的笑容感染着一家大小三代,照例分发给了每人一个好心情。陈东说,老爷子躺在床上八年多了,谁也没有特别意识到家里有病人。陈斐老以婴儿般的笑容,代替了语言,这其实是更为丰富、更为生动、又更易于理解的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类语言。而是站在潭柘寺那一株古银树下。树干空了,四周又生发出了气根,高大的树冠依然是一片苍翠。站在树下,便可以感受到绝然不同于其它场所的那种和煦清新的好气息。
  
  他属于‘三八式’知识分子老干部群体。虽是多了一点儒雅谦和,却从不会忽视原则;虽是多了一点平等观念,却从不随随便便;虽是多了一点书卷之气,却从没有疏离了部队现实;虽是多了一付深度近视镜,大致上也还不失军人姿态。
  
  第二野战军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我们二野出了五大秀才。是哪五个人呢?开列出名单,可就有若干种不同版本了。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三、四、五兵团各一位宣传部长,加上野战军前后两位宣传部长,一位是任白戈,一位是陈斐琴了。任白戈赫赫有名,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宣传部长,各方面素养很高,大家都知道的。陈斐琴,一般人不大熟悉,只知道他会日语,是八路军前方政治部敌工部的部员,突然调他到宣传部领导岗位上来,野政文工团的同志不免感到意外。以后才知道,他早年便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后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主修莎士比亚。最近,我读到《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一书,和《新文学史料》第79期林焕平先生的回忆文章,对陈斐琴在日本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33年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恢复东京支盟,在代木开了成立大会,成员便有陈斐琴,那时他使用姓名是陈松。东京支盟创办了文艺杂志《东流》,陈斐琴是由五人组成的编委会委员之一。《东流》的宗旨,以发表有进步思想的小说和散文为主,在东京编辑,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他还是东京“国际戏剧协会”的主要成员。陈斐琴由敌工部转由而主持宣传文化工作,应该说是他归队了。
  当年战斗频繁,一仗接着一仗打,陈斐琴部长总是往前边跑,及时了解情况,把部队的思想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他很会使用文工团,经常带我们下部队,有时军情紧急,没有条件搞演出,就让我们到连队代职锻炼,分散作战地勤务工作,或带担架队,或去俘虏营,哪里要人到那里去。陈斐琴作为五大秀才之一,从没有表现出一个富于才学的人那样有恃无恐,那样锋芒外露,那样清高潇洒。他属于“三八式”知识分子老干部群体。虽是多了一点儒雅谦和,却从不会忽视原则;虽是多了一点平等观念,却从不随随便便;虽是多了一点书卷之气,却从没有疏离了部队现实;虽是多了一付深度近视镜,大致上也还不失军人姿态。
  平汉战役中,有一个解放战士王克勤,经过诉苦教育,很快成了一名战斗英雄和官兵团结的模范人物。《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0日为此发表了社论,题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陈斐琴部长及早组织我们到王克勤所在部队体验生活,创作了歌剧《王克勤班》。有多少次,部队是在集结地观看了这个歌剧的演出之后,怀着和剧中人息息相通的一腔激情奔赴前线的。那一两年间,我们还连续创作演出了歌舞剧《挖工事》、歌剧《两种作风》、《吕登科》,话剧《赶走红毛鬼子》等等,此外还排演了歌剧《军民一家》、《白毛女》、《血泪仇》以及《孔雀东南飞》、《廉颇与蔺相如》等一系列传统京剧节目。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们二野文工团的一个战地黄花的金秋季节,在每个人的履历表上,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味的一页。每当老战友们谈论起这件事,总是会记起陈斐老,他观看我们演出无数次了,下一次总还要到场,总还是那么有兴致,总还是和观众一起热烈鼓掌,乐此不疲。
  我在二野文工团美术组,每到一地,先把我们创作的木刻和连环画挂起来,向部队和驻地群众展出,然后便提着几个洋铁桶去写大标语。我小心地站在梯子顶端,高高举起毛刷子,在砖墙上涂写着,石灰水顺着刷子回流下来,经袖筒到腋下,又经裤腿,直到鞋袜里,从脚板心凉到全身。一回头,见陈部长仰面在看我写标语,他说,冰天雪地的,这样不行,在手腕上缠一条手巾,石灰水就流不下来了。过了几天,记不得我们文工团是开什么会,陈部长到场讲话,他顺便从衣袋里取出一条羊肚子毛巾,说是宣传部长奖励给我的,由坐在面前的人把奖品传递过来给了我。我知道,这一份奖品,不可能是由宣传部采办来的,当然是部长本人掏的腰包。以后我向陈斐老提起过,多承他那次发奖来得及时,解决了我的实际困难。老人抱谦地笑笑说,有这么一回事吗?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记得1946年春,野政机关驻武安县伯延镇,得知陈斐琴部长结婚了,新娘子是我们文工团的女演员李佩琳。美术组因为什么事,没有赶上参加婚礼,第二天几个人才赶去祝贺。两位新人都不在,各自忙工作去了,屋子里冷冷清清的,几乎看不出刚刚操办了喜事的气氛。那时候,女同志有谁嫁给了骑马的(即指高级干部),议论可就多了,说女方不过是为了虚荣,是贪图享受,行军有马骑了。陈斐琴深得文工团同志的好感,用现在语言讲,他人气正旺,这一桩婚事居然没有受到什么抨击。就我记忆,李佩琳婚后没有得到什么特殊享受,骑一骑马是有的。夜色朦胧中,有人牵了一匹马在路边等候着,待文工团队伍上来了,随即听到陈斐琴部长压低了声音说,佩琳同志!换着骑一会儿吧。听他的语气,你很难分辨这是一位领导对下属的关爱,还是一位丈夫对年轻妻子的体贴。她把妻子扶上了马,警卫员牵着缰绳先走了,陈斐琴随后深一脚浅一脚,追赶着队伍。
  
  陈斐琴把刚日全都当作了柔日,应该说是他一生的独特之处,他的敦厚实诚得自天性,是一种内心的自然生发。既属于自然,本来如此,你无从予以评说,正如你不好对划过天空的一颗流星说长道短。
  
  和陈斐老相识多年,我有这样一种想象,彷佛此人站在那里,地上便会投映出两个影子,一个是他真实的身影,此外还有他个人历史问题带来的阴影。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的年龄如何增长,即或他已经瘫痪在床上,总还是有两个影子跟随着他。
  陈斐琴是1911年生人,大革命时期,已经是一名青少年共产党员。“四一二”事变后,曾在香港被捕入狱,到部队来,这件事自然是要受到审查的。由于陈斐琴心地坦诚,毫无保留地把情况讲清楚了,也没有给党组织造成什么损害,所以组织上接受他的请求,于1941年10月,重新吸收他入党了。我先前听说,一般人承担不了介绍人的责任,是由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的介绍人。以后才知道,这个传闻不准确,实际上是由罗瑞卿和杨奇清两个人介绍的,当然小平同志肯定也是点了头的。
  从陈斐琴的任职情况看,并没有因为历史的问题失去了组织信任。特别是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其他领导同志,一直很看重他的。进军西南后,他仍然担任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宣传部长,并曾兼任过联络部长和青年部长,一身三任,占了政治部一小半,这是很少有的。西南军区撤消时,陈斐琴奉调北京,被任命为总政“解放军文艺社”主编,以后调任海军文化部长。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便显示出了第二个影子对他的实际影响。1955年全军授衔,他被搁置了很久,以后才授给了上校军衔。按照陈斐琴资历等各方面衡量,授上校显然尚有斟酌的余地。如果说有第二个影子,过去只是存在档案里,现在则是由他自己扛在肩上的两块牌牌,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军衔制度,无疑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对少数人来说,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考验。有人觉得自己授衔低了,死活不穿军服,说丢不起这个人,个别人甚至采用更为耸人听闻的方式以示抗议。陈斐琴戴着上校牌牌,出现在大厅广众场合,出现在彼此熟识的同志面前,总是自自然然,看不出有任何一点不自在,不平衡。想来,拖延太久才为陈斐琴授衔,反而让他有时间作好了必要的精神准备。不!并非事到临头,他才来做精神准备,他对自己的第二个影子,从一开始就有了透彻的认识,遇事后退一步,不给自己找过不去。不!这一类问题,也不可能是靠消极克制所能解决的,克制只能作用于一时,终于要爆发出来的。应该说,这是一个人的整体素质所决定的。陈斐琴深受温、良、恭、俭、让传统观念的浸润,加之《论共产党员修养》的熏陶,具备了足够的获得性免疫力,从来就没有得失计较的病苦。从旁看来,他近乎于苛待自己了,而在他本人,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没有表现出任何委曲情绪。
  “三反五反”运动当中,查出西南军区文艺单位铺张浪费严重,陈斐琴作为主管部门负责人,受到了行政降级处分。这个处分是他自己写报告申请下来的,尽管他一向生活俭朴,堪称模范,但他觉得不能因此推卸自己对下属单位应负的领导责任。铺张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背一个处分也不能说冤枉了他。不过,换了另一个,怕就未必愿意作出申请处分这样一种选择。大女陈东告诉我,“文革”初期,她因公从兵团回北京,在长安街转来转去几个小时,思想斗争很激烈。到了北京,怎能不回家看看呢?要回家去,又怎么和父亲见面呢?一个大叛徒,只能是劈头盖脸地批他一通,可她无论如何开不了这个口。终于还是回家了,父亲不在,已经集中起来,就要被送往干校去了,这下陈东松了一口气。当天傍晚她要返回兵团,坐在公共汽车上,远远发现父亲和被集中管理的许多人一起,在营房旁边一个空地上干活儿。他搬着一块很大的石头,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陈东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一付凄苦的样子,看上法倒也正常。相反,父亲干得兴致很高,认真极了,他显然是带着劳动的喜悦。陈东说,这样倒反让她有说不出的心酸,她偏过头去,不敢再望父亲。大家无不称赞陈斐老,说他在顺利的时候,总是平平淡淡,从不张扬自己。身处逆境,同样平静如常,给人感觉,他的承受力实在是超常的,是无限的。也有人出于同情,却从反面作出评论,说陈斐琴这样一味承受而默默无语,不应该看作是他的一个优长之处,只能说是他性格上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在我看来,陈斐琴把刚日全都当作了柔日,应该说是他一生的独特之处,他的敦厚实诚得自天性,是一种内心的自然生发。既属于自然,本来如此,你无从予以评说,正如你不好对划过天空的一颗流星说长道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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