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6期

我向邓小平写信求助

作者:■赵建文



  人们有可能想到,在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以后,会有一批“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干部、老学者向邓小平递交申诉求助信,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恢复工作,但恐怕不会有人能想到我这位北京大学的支持聂元梓的“造反派”也向邓小平递交申诉信求助,问题同样很快得到解决,恢复工作,并且这件事情还是在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给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是1965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任教的,当时聂元梓是系党总支书记,不过直到66年10月初,我从没有同她主动说过一句话。之后,我先参加了支持聂元梓的《红教工兵团》总部的工作,在当时的中央“首长们”讲话的煽动下,我们这一派在67年1月初到高教部等单位进行“夺权”活动。这一年的2月我又成了聂元梓的骨干战斗队即《除隐患战斗队》队长,专门调查校外反对我们这一派的“大人物们”的材料。用“文革”的语言来说,我当时是“保聂干将”。如果将来条件具备,我很想反思一下这段历史,从我个人的角度说说十年“文革”的疯狂时代的疯狂事,说说在这个疯狂年代里当时的某些“中央首长们”是如何煽动、利用和“修理”学校“红卫兵运动”的。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随后又进入其它院校。69年3月24日,中南海的8341部队的宣传队来到北大。由此,学校的“造反派”即“红卫兵”开始发生两年来的第二次大分化,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它形成了一个紧跟宣传队的群体和一个同宣传队保持对立的群体,前一个群体中的少数人在“文革”中后期走上了仕途之路。我是属于后者。这一年的8月13日我被发配到江西“鲤鱼州五七干校”劳动,还担任过5个月的班长、副排长。70年2月,先让我揭发问题,后让我交代问题。3月初,宣传队成立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先在哲学系连队,后又被长期隔离在物理系连队和校内仪器厂。4年之久的“阶下囚”生涯不仅使我对“文革”中被关起来的“黑帮们”所受的迫害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开始重新思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过程和“文革”的性质与目的。当然,那时的认识同现在的认识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这个思考对我后来的行为与思想意识的变化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4年10月底,我在校内经过4年另6个月的关押、监管、劳改之后,终于迎来了8341部队“宣传队”孙连仲领导的专案组给我做的结论。内容有三条:一是,利用“007号密令调查报告”反对周总理;三是,调查康生的黑材料;三是,整理陷害谢富治副总理的黑材料。性质是严重政治错误。处分是留党察看两年。
  实事求是的说,如果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三反分子”,宣传队给我的这个保留党籍的处理是够宽大的了。但是,它在主要之点上不符合事实,所以我自遭受审查至到有这个结论之后,用“文革”的话来说是时时刻刻都在窥测时机,准备翻案。我清楚地知道宣传队的迟群、谢静宜,以及如专案组负责人孙连仲这样的人,都是同中南海某个大人物相联系的,所以我只能十分小心地利用有限的机遇背着专案组向周总理发了三封求助信件,内容都是说我当时是如何托一位叫王还寿的老军人在什么地方把材料给总理的,该人同总理是什么关系,而现在我校有位来自中南海的叫孙连仲的人硬说我搞的材料是反对您的,请总理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此事。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也许周总理根本没有看到这些信件,也许他另有苦衷。老实说,我现在也弄不明白,当时宣传队的孙连仲这位有背景的人物根据我在康生和谢富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已经可以给我定罪了,而且我也无话可说,不知为什么他们非要用4年多的时间让我承认一条莫须有的罪名。
  74年11月初哲学系教员支部开大会处理我的问题,这是我4年多来第一次参加支部会。在此之前有一位对立面派的老师偷着告诉我不要害怕,不要乱承认,后来他同另三位党员在会上公开表示了反对这样处理我。当然,在这个名为“大民主”实则无民主的“文革”时代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处理决定还是会被通过的。专案组一位人士告诉我,我是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此之后,仍不让我参加支部会,不让讲课,只让劳动,是我多方争取并且是在有点权力的朋友们斡旋下才到马列教研室资料室工作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的11底,我突然萌发了向邓小平写申诉求助信的念头。朋友们并不赞成我的想法,他们的理由是:你是支持聂元梓的“造反派”,聂元梓不仅是点燃“文革”之火大字报的第一位作者,而且还是给邓小平最早贴大字的第一位作者;邓小平的长子是被你这一派关押因故致残的,他自己还没有恢复工作,即使他想管也无权过问你的事情。这些理由都是不容抹煞的客观事实,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必须给邓小平写封求助信,这种冲动在脑海里如不可遏制的洪水日夜奔腾。现在分析起来,我认为那时的冲动可能是受到了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这一年4月3日夜9点钟,8341部队的一位副政委召开校内会议,说北大人不许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谁去就给谁处分。我本来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经他这一说,我同一位朋友就决定非要去看看,本来只是想了解情况的,但到了那里立即受到了感染。面对广场上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中央文革”的成千上万群众,我的心灵发生了从未有过的震颤。老实说,我当时只是对8341部队在北大宣传队的迟群、谢静宜、孙连仲等人不满,而对“四人帮”的罪行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我确实第一次朦胧地意识到了江青等人言行已经引起群众性反感,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76年“四人帮”倒台后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上午9点多钟,此时我要给邓小平写信的冲动变成了立即要采取的行动。我没有同任何一个人商量,在喝了二两白酒之后又抽了五支烟,到下午1点多钟就完成了向邓小平写的申诉求助信。它是一气呵成的三千字,内容主要有三:第一,我在“文革”中从66年10月到68年10月确实紧跟聂元梓犯有极严重的错误,这是我应该永远吸取的教训;第二,我不应该怀疑康生是“王、关、戚”(即“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不应该组织人整理谢富治总理的黑材料;第三,我是热爱周总理的,我领导下搞的“007号密令调查报告”及其它材料既上报给了当时的“中央首长”们,同时我又专门通过与周总理有来往的老军人王还寿等其他人呈送给了周总理,可是来自中南海的孙连仲领导的专案组先说我的材料是反林彪的,后又说我的材料是反总理的。最后一句话是,请邓副总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过问一下我的事情(这时候邓还未恢复工作,康、谢二人虽死仍未被中央认可为坏人)。信完稿后,按朋友告诉我的格式写好信封,当时我似乎既不饿又不累,拿着封好的信立即骑车到中南海南门把信交给门卫,接信人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一个公民,只是请你给我转给小平,他没有再说什么,就把信收了起来。在回来的路上我才感到饿和累,因为有7个小时未吃任何东西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不担心信会被扣押,只担心小平不会管这件事情。
  77年1月初,我所希望的事情终于开始发生了。我所在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有两位同志向我讯问情况,他们的问话显然不带有既定杠架,只是在核对情况。当时北大来了一位新校长,他叫周林,有一次我到他的办公室找他谈我的问题,刚巧遇到一位原专案组的人,我主动出击,对他讲了一些不恭的话,并且动了手。这时,周校长进来,问清我是何人后,批评我是“造反派脾气”,我刚要申辩,他说“你立即出去,你的问题会重新调查清楚的”。我只同周校长有过这一次不愉快的交谈,他可能早已经忘记此事了,但他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位领导,在他之前没有一个领导说对我的问题还需要“重新调查”。
  77年1月底的一天上午,单位党的书记找我,给我看了一个新党委的新结论。内容有三:其一,《除隐患战斗队》搞的材料不反对周总理;其二,有关反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不能立案;其三,对赵建文的原结论予以推翻,材料予以销毁。书记问我对结论还有何意见,这正是我日夜盼望的结论,我还能提什么意见!书记让我在会上等宣布结论之后对自己在“文革”的活动做一个自我检查,因为我在此时已经认识到了我在“文革”中确实犯了错误,所以对在会上做检查这一点来说,是欣然接受的。“十年文革”,我是两年多的“造反派”生涯、四年多的被关押时光、两年多的挨处分日子,耗费近11年时间到36岁才有了一个清楚干净的结论,真让人不堪回首!
  在我知道这个新结论之前的一天,一位管人事档案的校内朋友告诉我:你给邓小平的信早已转到北大,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即:我收到北大的一封信,我认为对任何人都应该实事求是。我虽然至今未看到这句话,但我从另一位友人那里得到过印证。我的直觉告诉我,是邓小平的话起了作用。要知道,此时小平还未恢复他应担任的职务,从他那里有一个如此的说法实属不易。我是77年3月恢复教师职业的,17年后又挤身于教授行列,回顾往事,我会永远记住小平他老人家说的“实事求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名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