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第2期

还是“众声喧哗”好

作者:邢小群



  1997年岁尾,在本刊与《文汇读书周报》联合举办“纪实作品能否虚构”的研讨活动期间,记者走访了京城文化界知名人士、出版家、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沈先生在我的印象中是位比较幽默的智者,交谈中感到他一直在关注着《百年潮》,也很愿意和我谈谈近来的一些想法。他那爽朗、热情和不可多得的认真,使我很受感染。下面是匆匆记录的他的谈话。
  我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我谈的角度与他们可能不完全一样。我记得有关纪实作品的一些问题,在60年代就提过。那时是从关于历史剧的讨论引起的。当时提出:历史剧是历史还是文学?很热闹了一阵。那次的讨论可能有什么政治背景,那就不是我辈小人物所能了解的了。现在提出“纪实作品能否虚构”的问题,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回答。简单地回答没多少话可说。不论如何,当然要尊重历史,任何违背历史的虚构都是错误的。而现在的情况是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历史,一方面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些很复杂的问题。不过,出现这种复杂状况,我倒觉得是件好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
  从以上总的考虑出发,我想讲几点想法。
  第一点,应该提倡“众声喧哗”。很多朋友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是比较倾向于争取必要的言论开放的。我把我们需要的必要的言论开放,理解为在一定领导下的“众声喧哗”。这个“众声喧哗”,在新的形势下是避免不了的。我们自己提出要搞市场经济,要纳入市场轨道,这样一来,就免不了有商业炒作,就得允许人们在不违宪的条件下,从各种角度、用各种形式来叙述历史。当然,你可以也从各种角度、用各种形式来评价这些作品,只要不打棍子,不随便上纲上线,也都是必要的。这中间,市场反应也是一种形式的“批评”。比如,到目前为止,据说出了好几本陈寅恪的书,其中三联出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影响就比较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引起不少议论,但它的影响就是比较大,说明这本书有自己的特色。它的作者是作家,不是科班出身的史学工作者,他除了掌握很多历史资料外,还写得比较生动。这本书固然有它的史学意义,而它的文学吸引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有各种各样的史学著作。有的是以严谨的史料考证见长;有的是以分析精辟见长;还有的是以叙述生动见长。后面这类往往是文学家才能写得出来,也是从当前乃至长远说来都很需要的。
  现在有人批评,说那些写毛泽东、周恩来的书在描写他们如何拍案大怒或如何开怀大笑这些情节上,都是虚构的——你怎么知道当时毛泽东是大笑,还是暗笑,还是什么笑?你又不在场,在场的人也未必都记得。可是,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说司马迁的《史记》的叙述有虚构呢?这一方面是年代已久远,一方面也说明《史记》有相当大的文学感染力,它让你感觉不到有虚构。
  我个人认为,各种各样的历史著作都需要,问题是不能以一家定褒贬。最近有人说张学良把自己掌握的西安事变的资料,交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其中有周恩来给他的信,毛泽东给他的信。当然人们也有疑问:他为什么还能保存到现在?西安事变去今未远,可是这么一段历史,让谁讲都不大容易讲清楚,只有经过历史的沉淀,拿出资料来才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倒希望《百年潮》一方面让大家讨论史学著作的真实性问题,一方面更多地做些明辨是非、真伪的工作,也许这是更重要的事。人的性格是矛盾的。就说张学良这个人,怎么能用几句话说清楚?只能说在某件事上他是有爱国精神和进步作用的,在某件事上又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目前开始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是好事,我不打算谴责这个局面。
  第二点,过去某些不正常的情况,加深了这种纪实作品不真实的问题。比如最近我听到这样一件事:为纪念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发表了几张鲁迅先生的老照片,结果有读者指出,好几张照片有严重的涂改。所谓涂改,就是把“有问题”的人物抹掉了,如林语堂、孙伏园、伊罗生(曾和鲁迅一起编《草鞋脚》,后来说他是托派,也把他抹掉了)。发表这些照片的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哪知道这些照片是涂改过的呢?这种情况不仅在“文革”当中,就是“文革”前,碰到所谓“反动人物”也都要把照片做些处理。这样一来,不就把历史弄得更加复杂了吗?因此,当我们谈到“真实性”问题时,对于这类因政治原因造成的作伪现象,应当首先注意。至于当前某些商业炒作,虽然有的可恶,有的却也不无可取之处,还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
  第三点,在“众声喧哗”中,要有一种声音来批评作伪或纠正各种错误的东西。我特别希望你们《百年潮》来做这个工作。可否设两个专栏:一是把史学新见、旧见做些观点的摘要、比较,让大家知道;一是专门发表一些批评分析作品的文章。我觉得这样的文章会非常好看,比抽象做文章好。抽象地谈纪实作品的真实性问题,没什么好谈的,当然需要绝对地真实。问题是如何达到这种真实。首先是要让大家具体地讲出来,有分析、有辩白,这样才能慢慢接近历史真实。比如周海婴等同志为出现涂改鲁迅照片的事已发表了几篇文章,你们可不可以就这些方面的问题搞点文摘?也要有争鸣,让大家知道。我同意陈丹晨关于“解密”的看法。我们现在获得的国际共运方面的资料,还是靠俄国方面解密了的档案。我有时在国外住几个月,还能看到一些对我们有益的资料。你们也可以搞学术资料、历史资料的选登,包括海外资料选摘。
  还有一点想法:我最近在北大开讲座,讲到“前学术”与“后学术”的问题。“后学术”就是指有了学术文章把它发表出来;问题是现在人们不大注意“前学术”工作,即著作完成之前对资料的研究、出版及讨论。现在有的学术工作者急于做出成就,可是没有“前学术”,这个成就的基础是脆弱的。黎澍同志过去和我讲过,搞哲学研究,并不需要很多原始资料,而搞历史研究全凭资料。这些都是“前学术”的问题。我说的“前学术”工作,也应该包括建立图书馆。有一件事你们可以做,由你们《百年潮》来建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这也是“前学术”的工作。
  《百年潮》办得实在不错,令我辈编过杂志的人又羡慕又嫉妒。现在提些意见,是希望《百年潮》能在“众声喧哗”中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