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第2期

记傅大庆

作者:郑超麟



  傅大庆不仅是我的同学,而且是我的朋友。同学是无所谓的,但在那时的环境下,我能交朋友,交真正的朋友,则是很不容易的。
  1923年春,我们一行十二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早已有中国班,都是直接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派了十几个人来火车站热烈迎接我们。我们十二个人,连同以前从西欧分别来莫斯科的两人(萧子嶂、张伯简)共十四人。从中国来的学生此时尚在莫斯科的比我们的人数更多些。这两部分中国学生,无形中有些隔阂,很久没有消除。我们从西欧来到的人,相互间不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或深或浅总有点私人的交情;可是,我们和他们无法结交为朋友,他们自己相互间也没有朋友的感情。
  从中国直接来到莫斯科的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人”,另一类是“被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旅莫支部的党、团负责人。选举来选举去总是那几个人轮流(青年团)或永久(党)当选。“被领导人”则是始终未曾当选为领导的人,他们只能听从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们不敢同我们从西欧来的人亲近。那几个“领导人”则常常找我们说话,但不是找我们交朋友,只是来“了解”的。
  傅大庆就是“被领导人”当中的一个;除他之外,尚有许之桢、周兆秋、胡士廉、萧劲光、任钧等人。当时我们同他们无法交朋友,甚至无法说话。
  我最初就是这样看傅大庆的。如果他给我什么特殊印象,那倒不是他的为人,而是他的俄文名字读音很奇怪,所以俄国人喊他时我还以为是喊另外的人。
  还有两个特别的人,不能不提出来说说,这就是蒋光赤和抱朴。他们也是“被领导人”,从未当选为旅莫支部党或团的领导。但他们“不听话”,不只是暗地反对,而且是公然反对那几个“领导人”,发牢骚,甚至鼓动别人起来反对。
  这二人不是同我们一起住在大学里,而是住在附近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据说没有人去看望他们。
  我到莫斯科后即同这二人交了朋友。抱朴那天也去火车站欢迎我们了,经人介绍,我就用世界语同他攀谈起来。从此之后,我常常去女修道院看他,因此也认识了蒋光赤。我同他们谈文学,谈哲学,谈新文化运动,谈世界语等等,谈得很投机。
  有位从西欧来的同学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蒋光赤是反对派,反对旅莫支部领导的,你不要同他们来往,但这警告太迟了,我已经不能断绝同他们的关系了。
  一天,我去看他们,意外地看见傅大庆正在同他们谈话,我很惊讶。后来听他们说,傅大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他们一次——原来并非无人敢去看他们。其实,旅莫支部并无明令禁止同他们往来,不过暗示而已。人们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敢去看了。
  从此我就同傅大庆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学本部同他一起谈话,互相询问家庭情况和经历。以下便是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江西人,似乎父亲早死。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靠教学收入辛辛苦苦养活几个小孩于。孩子们不仅长大了,而且都受了教育,长子大庆还掌握了英文,不仅能读能听,而且能说能写。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直接来自中国,或从西欧转来的,没有人比他的英文更好。
  
  1920年,为了继续求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看了《新青年》后,为陈独秀的文章所折服,便写了一信给陈独秀。陈给他回了信,并约他见面。见面之后,陈独秀要他住到杨明斋新办的“外国语学校”。那里有十几个青年表面上是学俄文,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恰逢莫斯科要办东方大学,杨明斋便把这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来了。
  这都是1923年傅大庆告诉我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我还记得(不过也许有些事情,年老记错了)。我不能说傅大庆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但我欣赏他不怕打击,敢于同领导所厌恶的人往来。
  正因为我还记得傅大庆同我说的家人情况,所以当1929年秋天从党内渠道收到一个青年人来信,说他是傅大庆的弟弟,知道我是他哥哥的朋友,要我到他住的打浦桥新新里去看他,我就毫无顾忌地去了。我们在附近的“跑狗场”周围兜了几个圈子,知道他是要我介绍工作的,而我当时无此能力,只好向他道歉了。
  1924年暑假前,旅莫支部开始派遣一批同志回国工作,暑假中又出发了一批,人数可能比第一批更多。带队的是陈延年,我被指定为庶务兼会计,傅大庆也在此批中。但是此行我没有留下什么有关傅大庆的印象,大概是因为事务太忙的原故。
  到了海参崴,因没有船去上海,只好住在海员俱乐部候船。等了好几天,有一条英国船来了,但这是货船,不是客船。水手是中国人,说能够用“载黄鱼”的办法载我们到上海去,不过只能载五六个人去。我们商量。先去几个人也是好的,于是一部分人,傅大庆在内,先回国了。陈延年和我们其余的人,则等到9月下旬,才乘俄国船回到上海。
  先头一批回来的人已经都分配工作了,傅大庆自然也分配了工作。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我不能问他分配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此失去了同傅大庆的联系。大革命时代,我没有再听到傅大庆的消息,大革命失败后也是如此。
  可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又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1931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并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里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后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也无法向他说清楚自己是托派。我只好答应他设法转达,他就把事情说给我听了。
  原来,是他在印度加尔各答办的英文报纸被封,他随即被捕,引渡回国,要押去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越共领袖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去营救。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我更不能不办此事。但怎么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到,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递消息。但谁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两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狱里的中共总负责人可能是陈为人。于是我就直接找他,告诉他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叫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想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了他。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句话。但我心里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两三日后,傅大庆就被解走了。
  我记不清楚,究竟是1937年我出狱后,还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新书广告:克劳塞维奇的《战争论》中译本出版了,译者署名傅大庆。于是,我知道傅大庆已经自由了。我想,他一定是在延安担任着什么重要工作。
  在龙华看守所这件事,我对当时的托派同案犯也未说过,也未曾做过什么记录。
  几十年后,我已经淡忘了这件龙华看守所里的事情。一天,忽然有一位穿着朴素的职业女性来我家看我。我请她坐,她拿出介绍信来,说“我是你的同学的女儿”。
  我很诧异地说:“我有什么同学能够生出你这样的女儿?”
  她于是从带来的包内抽出一本《郑超麟回忆录》,翻开某一页,指着上面写的“傅大庆”三个字给我看:“我就是他的女儿。”
  于是我仔细看了看她,说:“你,你的脸型,确有几分像傅大庆。”
  接着,我便问傅大庆的消息。原来,他是在北方做抗日的地下工作,但抗战初期就被日本人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