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第2期

周恩来轶事二则

作者:王朝柱



  一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台湾问题。社会上早就传闻他在弥留之际,为交待有关台湾问题,特意召见了罗青长。后来,电影《周恩来》编入了这一情节。
  《周恩来年谱》(1949至1976年卷)出版之后,我查到1975年12月20日这一天,上边也仅记下这样一段话:“上午,体温三十八度七。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但是,问了哪些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有记述。
  为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我写了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在上海》,罗青长出任顾问。在一次交谈中,罗老讲了周总理约见他的事情,还说到总理特意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张镇将军。
  我知道张镇是湖南常德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名的宪兵头子。因此,我禁不住问道:
  “总理为什么特意嘱咐您不要忘记张镇呢?”
  于是,罗老给我讲了如下这段往事:
  张镇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自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师生之谊。之后——尤其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作为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也免不了与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要员、后升任宪兵司令的张镇时相晤面。而张镇为履行其职责,又必然要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分外“关照”。抗战胜利之后,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张镇更是要亲自出面指挥和安排保卫工作。这样一来,他又要与当年的恩师周恩来打交道。国共会谈纪要定稿那一天,张治中先生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主席。在看京戏时,《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一个同志走进来,附在周恩来的耳边讲了一番话。接着,周恩来十分镇定地站起身来,把钱之光叫出去,告诉他:李少石同志当天下午陪柳亚子先生回寓所,在返回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被国民党士兵枪击了。当时司机已把李少石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抢救,周恩来让钱之光马上赶到医院看望。
  这时,周恩来尚不知李少石被枪击的真实情况,他本能地想到毛主席的安全。为此,他把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找来,要他查明情况,缉拿凶手,并要张镇亲自护送毛主席回桂园张治中为毛主席安排的住处。这时,张镇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道:
  “请放心,我一定把毛泽东先生安全送回住处。”
  不久,戏散了,张镇请毛主席坐上自己的轿车,亲自陪同,把毛主席安全地送回了住处。
  罗老讲到这里很感慨地说:“那天,周总理刚说完不要忘了张镇做过的这件好事,就被病魔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很快又进入昏迷状态,不得不停止交谈。”
  接着,罗老又对我说:“事后,查清了枪击李少石的案情:由于李少石所乘汽车的司机开快车,撞伤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士兵。带队的排长见车未停,便向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打中了李少石的肺部。子弹是汤姆式的,中弹即爆炸,因而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去世。为此,恩来同志还指示《新华日报》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回到自己的书斋之后,查阅了有关的资料:张镇于全国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1950年2月,病死于台北。当时我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自问:
  “张镇将军如果地下有知,对恩师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关怀他一事,将会作何感想呢?……”
  
  二
  
  周恩来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他的组织才干、领导艺术为中外政治家所称道。建国前夕,朱德总司令就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曾明确表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在我长期学习、研究周总理生平的过程中,经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的聪明才智主要是来自实践,那么总理早年是如何在革命实践中积累起各种工作经验的呢?”在一次与罗青长同志的交谈中,罗老给我讲了一个周总理打蒋先云戒尺的故事,使我的这二疑问得到了明确的解答。
  开始,罗老问我:“你知道黄埔军校中有一个叫蒋先云的学生吗?”
  “知道。”我简单地讲了蒋先云的生平:
  蒋先云是湖南新田人,原名湘耘,别号巫山。早年在衡阳参加五四运动,任湘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1920年3月,参加毛泽东等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并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心社”。1921年10月,刚刚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毛泽东来到衡阳,介绍蒋先云加入共产党。接着,他又被毛泽东派往安源煤矿,与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了安源煤矿罢工运动。1924年4月,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受到校长蒋介石的注意。但是,蒋校长并不知这位得意弟子是共产党,更不知他进校后即成为学校中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是年11月,他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黄埔一期,到教导一团任连党代表。接着,他先后参加第一次东征,平定滇、桂军叛乱,任党军第一师二团二营代理营长。后又调任蒋介石的少校侍从秘书,跟随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参加第二次东征……。
  “停,”罗老打断了我的讲话,“周总理打蒋先云戒尺的故事就发生在第二次东征中。”接着,他向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那是在1958年,我陪周总理到广东新会一带蹲点。周总理可能是故地重游,引起对往事的回忆;也可能是有意谈往知今,对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总之,他当时很深沉地对我们说,那时我只有二十七岁,任蒋介石的政治部主任,率部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在一次战役之后,我坐着广东那种轿子赶回指挥部的路上,被一群人挡住了去路。我走下轿子一看:几十名伤兵站在路中央,围着怒气冲冲的蒋先云大吵大闹。双方的阵势真是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赶忙大声问道:
  “都不要吵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一看我这位政治部主任到了,立即停止了争吵。在双方的申辩下,我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批伤员自恃东征有功,就在闹事的地方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违犯了军纪。恰在这时,蒋先云赶到了,他一气之下,动手打了违犯军纪的伤员。这批伤员不服,就围着蒋先云吵闹起来,事态十分严重。我为了尽快平息这场争吵,说道:
  “东征挂彩是光荣的,但违犯军纪是错误的;蒋先云同志作为蒋校长的侍从秘书,他维护党军铁的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动手打人也是错误的。怎么办呢?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打蒋先云同志十二下手板,算是对大家的道歉,总算可以了吧?”
  于是,我当着这批伤员的面,打了蒋先云十二下手板,解决了这场越闹越大的官兵间的争吵。
  回到广州之后,按照常规召开党的支部会议,总结东征的经验与教训。我与蒋先云在一个支部,他是支部书记,我是支部中的一名党员,从组织上讲他是我的领导。再者,我们党内是相当民主的,对谁有意见都可以提。蒋先云在总结东征军纪问题的时候,很郑重地说道:
  “我打伤员是错误的,是应该受到批评;可是,周主任采用打我的办法解决矛盾,不也是错误的吗?我看也应该检讨。”
  我认为说得对,就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那时,我这个政治部主任就有这点水平。
  罗老讲完了这段故事后,对我说,“由此可以说明:我们总理那丰富的治国、治军经验也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
  罗老的话说得多好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治国治军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