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第2期

胡绳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段经历

作者:锦 洲



  1935年间,胡绳从北平辍学南归,住进上海的亭子间,一边写作,一边埋头研读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古典哲学。然而,日本侵略者的大炮轰鸣起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不满20周岁的胡绳别无选择,不久即投身于伟大抗日战争的洪流。他于1937年间到了武汉,担负起《全民周刊》的编辑工作(这个杂志由柳湜主编,后来与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同时还为,《新学识》等刊物撰写文章,又办了个名叫《救中国》的通俗杂志。就在这个时候,胡绳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虽然只是在公开集会的场合眺望到周恩来的身影,但那些热情洋溢的抗日号召,那些鞭辟人里的形势分析,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8年1月,胡绳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虽然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然而对于革命的道路究竟有多么曲折漫长,究竟怎样才能走向最后的胜利,他心中还完全无数,也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思考这些问题。
  武汉失守以后,胡绳在襄樊工作过一个短时期,于1939年第5、6月间辗转来到重庆,加入邹韬奋的生活书店。那是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正面战场上的形势渐趋稳定,开始出现战略相持的局面。汪精卫已经投靠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对于大后方蓬勃发展的抗日民主运动加强了限制和镇压。
  
  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文委工作
  
  生活书店正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店,出版了多种进步期刊。胡绳的工作主要是编辑《读书月报》。一天,与胡绳有组织联系的钱俊瑞通知说,他准备前往新四军,以后就由胡绳接替他参加党的南方局文委的工作。这样,从1940年年中开始,胡绳有幸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直至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为止,前后共有四年(中间有一年多,胡绳被派往香港,但也是在南方局和周恩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抗战期间,党在重庆的公开机构除新华日报社外,还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公开地址是靠近城区的曾家岩50号和城外的红岩。党的南方局的部分机关以曾家岩50号为掩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也常住在这里。南方局文委的会议都在曾家岩50号召开,大概每一两周开会一次。周恩来虽然需要处理多方面的事务,但只要他在重庆,总是亲自主持文委会议。他不在重庆的时候,文委的会议就由日常负责人徐冰召集。1940年时,经常参加会议的人除胡绳外,还有潘梓年(新华日报)、冯乃超,后来还有作家沙汀参加。工作人员张颖、张剑虹也经常与会。
  南方局文委的任务是在文学、戏剧、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等领域,一方面保证党员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广泛联系党外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从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可见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每次开会,他除认真听取汇报外,必做长篇发言。有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谈得兴起,忽然发现满屋烟气腾腾(除周恩来本人外,经常与会的几个男同志全都抽烟),才意识到原来已至深夜。会议一般从晚饭后开始,往往持续到夜深。几个不住在曾家岩50号的人,会议后经常只能以桌代床或打地铺过夜,第二天清早再回家。
  当时,重庆文化界人士最集中的地方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三厅”(1940年1月改组后名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对文工会的许多人,如郭沫若、杜国庠、阳翰笙等都十分熟悉,与郭沫若更是经常直接联系。为避开敌机轰炸,文工会搬到远郊农村,周恩来还亲自前往看望,而一般是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冯乃超了解情况,作出必要的指示。
  在文委里面,胡绳主要分工在出版界、学术界工作。当时的进步出版界以生活书店为主力,它也是胡绳重点联系的对象。但就在1940年,国民党日益背离抗战初期的承诺,逐步加强特务统治,残酷镇压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在文化出版界,生活书店首当其冲,各地分店陆续遭到封闭。周恩来同志对生活书店这支力量非常重视,对邹韬奋非常尊重。邹韬奋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后在临终时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中央批准),而书店的店员、职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周恩来总是要求大家尊重邹韬奋在生活书店的领导。生活书店的党组织关系原在重庆市委,由于市委将其等同于一般公司、商店内的党组织看待,因而有些工作部署不完全恰当。周恩来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将生活书店的党支部转归南方局文委直接领导。开始时由胡绳负责联系,胡绳去香港后改由张颖联系。皖南事变后,为了保护这支队伍,又是周恩来果断决定将邹韬奋等撤到香港。
  
  跟周恩来学习掌握统一战线方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大后方的政治形势骤然严峻。为了保护文化界以及其他方面的党内外力量,同时也为了开辟新的阵地,扩大抗日宜传,周恩来同志亲自召集会议,部署疏散转移工作。会议确定撤离人员分三路出发:一部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一部分通过云南等地去东南亚开展工作,还有一部分去香港。对于每一个方向上的人员、路线、联络方法、今后任务等,周恩来都与大家仔细研究,直到万无一失才放心。周恩来自己则率领一部分同志,坚持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面对日益加剧的白色恐怖,周恩来从容不迫,临危不惧,那种无与伦比的革命坚定性,使初次经历如此严峻考验的胡绳深受感动。
  那时,胡绳奉派前往香港。50多年后他回忆说,在长途跋涉中(大概两个月),他始终忧心如焚,总以为又到了“四·一二”前夕,国共分裂在即,内战势所难免。过上海时,在大学教书的胡曲园夫妇等邀他座谈,谈话中他就流露了这种看法。到香港后,看到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有关指示,知道周恩来坚持党中央从抗战全局出发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重庆那样艰危的处境下发动强大的攻势,团结多数、孤立少数,使危急的形势逐渐化解。相形之下,自己是多么幼稚,对形势的看法又是多么片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绳又从香港经桂林回到重庆,重新参与文委的工作。这时,参加文委会议的仍是原来那几个人,只有沙汀离开了重庆。皖南事变后,他根据周恩来的安排转到四川某地农村从事写作,写出过不少生动反映四川农村生活的小说。夏衍、张友渔每次回到重庆,总会参加文委的会议。
  
  1942年,胡绳进入新华日报社,担任副刊的编辑工作。这个副刊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产生的,几期试刊均经周恩来过目审定,正式刊行后也经常得到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1944年以后,胡绳又参加了《新华日报》社论的撰写。周恩来对报纸社论抓得很紧,每临重要关头,甚至亲自动笔撰写。胡绳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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