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第2期

周恩来保护老干部的一着棋

作者:汤聿文



  1971年1月至1974年2月,我奉命由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支左”,任该院军代表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组组长(后任党委书记)。在此期间,我接受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一项特殊任务:将一些老干部接到阜外医院就医,实际是把他们保护起来。此事虽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但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1971年8月的一天,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谢华(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来到阜外医院找我谈话。他先询问了一下我的经历和当时医院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说:“经周总理批准,准备将一部分正在受审查的老人秘密送来阜外医院治疗。这个工作由你单独负责。你要亲自选定医生、护士,不要把任务随便交给别人。要做到院内无关人员不得与来住院的人接触。要注意保密,严禁将此事向外泄露。根据病人的病情,需要院内会诊者,人选必须由你确定。院外会诊由我批准。不要找XXX医院。”
  他顿了顿,接着说:“你要布置和督促有关医生,千方百计提高疗效,该用的药都要用。如医院没有,也要想方设法搞到手。工作中如有难题不好解决,可找我或直接找中央办公厅杨德中同志。”
  最后,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想了想,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每送来一个这样的病人,都要有中央的正式批件,否则不收;二是孝同志来了都得敦名换姓,不然各种登记、处方、化验报告等表单接触的人很多,保密就很困难。
  谢华当即表示同意,说“就按你说的办吧”。
  12月初,北京卫戍区送来了周总理对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来此住院的三个亲笔批件。12日,黄克诚首先被专案组送来了。我们随即把他安排在一病房,改名“王宣”,指定王诗恒、汪琪两位大夫负责治疗。20日,卫戍区和专案组又分别送来吕正操和刘澜波,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八病房和六病房,改名“李雷”和“刘菲”,指定陈宝田、王嘉明两位大夫负责治疗。
  这几个病人来到医院后,人们见到卫戍区派来的战士日夜看守着他们,医护人员都是由院里指定的,就纷纷打听病人的姓名。有的甚至送人情,拉关系,想方设法套出我们的真话。鉴于这些情况,我在1972年1月10日召集执行“特殊任务”的同志们开了个会,向大家提出四点要求:
  一、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执行中央批准(未说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这项政治任务,绝不能辜负领导对我们的信任。
  二、对内对外都要绝对保密。无关人员一律不准接触病人。病历必须由专人保管。与病人接触时只谈有关治疗的事,不要询问和谈论其他问题。
  三、要尽力做好诊断、治疗工作。必须会诊者,院内由我批,院外报卫生部谢主任批,但要立足于自己解决。
  四、一定要让病人吃好、住好、休养好。有什么特殊情况,要随时请示报告。病人用药、打针、输液、输氧以及饮食等情况,都要认真记录,不得遗漏。
  此后,我们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因而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在我的记忆和记录中,从1972年到1974年初,经周总理批准住院的老同志先后有:李井泉、罗瑞卿、林枫、黄新廷、徐冰、周荣鑫、伍修权、张爱萍、江一真、吕东、李维汉、叶飞、熊复、刘志坚、孔祥桢、王尚荣、雷英夫、胡痴、曾宪植、徐介沈、孔原等。班禅额尔德尼患胆囊炎时,经总理批准也于1972年1月4日住进了阜外医院。当时给他改名为“李云”。
  这些老同志住进医院后,都要先做一次全面检查。从检查结果来看,有的确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需要到阜外这个专科医院来治疗。但有的并没有心血管病,甚至身体还不错,我想总理就是要把他们保护起来,以免再受迫害。
  
  记得这三年里,我见到批转下来的北京卫戍区和各专案组为送老同志住院而上呈中央首长的书面报告,有的还附有病人家属给总理的信。在“报首长呈阅”一栏中,当出现总理、剑英、江青、德生、登奎、国锋等名字时,周总理除了在“总理”两字上画圈表示同意外,总要在江青的名字上也画一个圈,写上“不送江青同志”或“暂不送江青同志”。在“送往医院”一栏中,总理都要批上“送阜外医院”。
  看到这些批件后,我一直在想: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总理为什么不让把报告送给她看呢?……当时只能把这个疑团闷在自己心里。后来当然知道了,送老同志来住院,这正是周总理为了尽可能地保护他们不再遭受江青等人的迫害而采取的办法,怎么能让江青知道呢?
  下面就是我永远难忘的总理保护几位老同志的事。
  1972年3月14日,周总理得知徐冰的病情恶化,立即批准将他送阜外医院治疗。
  此前两天,我院陈在嘉主任和于秀章大夫已应邀去徐冰住处会诊。诊断结果为:肺气肿、肺心病、心力衰竭、下肢浮肿、血栓性静脉炎、蛛网膜下腔出血、空洞性肺结核,周身褥疮,嗜睡,体温下降,几天不进食,生命垂危。可是徐冰的医疗护理和居住条件很差,连床也没有,睡在稻草上……
  14日下午2时许,徐冰被抬进我院急诊室。我看到他面黄饥瘦,双眼紧闭,非常吃力地呼吸着,显然已处在病危之中。我们立即进行抢救。当晚10点半钟,谢主任来电话说:“总理指示,徐冰住院后要全力抢救。”接着总理办公室也来电话:“徐冰的病情要及时报告总理。”一天之内,大夫、护士日夜守候在徐冰身旁,精心治疗,全力抢救。病情稍有好转,我们就火速报告总理。但是他的病太多太重了,又拖了太长时间,终于在两天后去世。我们沉痛地给总理写了关于徐冰的治疗和临终情况的报告。
  周荣鑫患心肌梗塞,从江西农场接回北京,一下火车就送来阜外医院。总理办公室随即来了电话:“周荣鑫的病情要每周汇报一次。”由于治疗及时,身体恢复较快,不到两个月就出院了。出院的前一天,我去病房探望他,这位国务院老秘书长得知我们及时把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都报告了总理,激动地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感谢总理的关怀!你们遵照总理的批示治好了我的病,真太谢谢你们了!”
  10月28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来电话说:“熊复同志的爱人给中央办公厅来信反映熊复的身体情况,总理批示‘要阜外医院想办法治疗好’。”两天后,熊复住进了医院。他是从宁夏五七干校接回来的,那里生活、医疗条件都比较差,他年年犯病。住院后,心情比较愉快,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治疗,恢复了健康。他满怀着对总理和医护人员的感激,告别了医院。
  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军事秘书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文革”初期就被关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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