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第2期

人民日报与1976年天安门事件

作者:余焕春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最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是亿万人民积怒在胸的一次总爆发,终于导致了“四人帮”的垮台。
  事隔二十多年,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知道得并不具体、详细;“四人帮”及其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在这一事件中做尽的坏事,人们知道得也有限。但历史是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每当人们回忆这件往事时,常为不知其细节而流露出几分遗感。基于此,作为一名记者,又曾经是人民日报社清查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负责人之一,感到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实和史料记录下来,作些弥补的工作。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谁也压制不住
  
  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的消息,开始不时地传到编辑部,人们的心情因此变得万分沉重,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无限忧虑。虽然同时也传来了邓小平复出的喜讯,2月邓小平从江西南昌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央决定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协助周总理整顿和恢复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中国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可是当时形势总是朝着与大多数人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事情很快又变得更糟了。报上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所谓当代“大儒”的调门愈来愈高,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同时也指向了邓小平。同志们莫不感到失望,心情更加沉重。
  1976年1月8日,正是光明与黑暗决斗的前夕,周总理不幸逝世,全中国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但是,“四人帮”一次又一次地下禁令,限制人民日报进行报道。人们泪流满面,围在报社门口阅报栏前,阅读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的情景;不尽的人流,从长安街慢慢地走向北京医院那间小房子,与周总理告别时失声痛哭的情景;北京二百万市民扶老携幼,冒着刺骨寒风,肃立十里长街,默默向周总理致最后敬礼的情景……所有这些历史性场面,都不准我们报道,残酷地蹂躏人民对周总理深切怀念的感情。
  9日,姚文元对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11日,姚文元蛮横地改变人民日报原来以整版篇幅发唁电的安排,硬压缩成半个版,另半个版用来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为此,姚文元打电话给鲁瑛,再次强调“不要突出总理”,“不要登广场群众悼念的场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登些抓革命方面的东西”。
  14日,周总理追悼会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了大变化》一文。文章开头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真是弥天大谎。这一天,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挂白花,寄托哀思。《人民日报》一、二、三版竟然没有出现一点悼念总理的文字,多么冷酷无情哟!姚文元还得意地说,“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清华大学的迟群说得更霹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比文章本身更重要。”
  “四人帮”和他们的心腹,总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改变民心、夺得民心,扭转当时的局面,但他们忘了,自古以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当时局面是他们改变不了的。广大读者看了14日的《人民日报》,纷纷提出抗议,电话铃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中国科学院一位女同志在电话中说:“人民日报没有反映人民群众的心情,今天发清华的大变化,不代表群众。你们应该到天安门前去采访、拍照片,把这些报道出来,反映群众的心情。”很多人将报纸撕碎,寄还人民日报社。鲁瑛等人将电话记录整理成内部情况,送姚文元。姚文元删去其中对报纸提意见的内容,专门保留对报纸进行声讨的词句,并冠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的标题印发,为镇压群众制造舆论。
  在报社内部,鲁瑛等人规定:不准举行悼念仪式,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去天安门广场,去了的要追查。还扬言凡是去天安门的,“不管干部、家属、小孩,该撤的撤,该批的批”,甚至恐吓说:“也可以圈起几个来嘛!”但报社许多同志对这些禁令漠然置之,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人有增无减。报社新闻研究所还针锋相对地编了一个悼念周总理专辑,登在他们编的内部刊物《报纸动态》上。姚文元一看,凶相毕露,咒骂说:“谁叫你们干的?是要翻案吗?夏反革命吗?”
  大家强忍悲愤,警惕的目光更加注视着“四人帮”及其一伙,看他们在周总理逝世后如何动作。
  
  从雨花台到天安门广场燃烧起革命的怒火
  
  当“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删去3月5日一篇文章中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接着又在3月25日一篇文章中抛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等反对周总理的言辞后,长期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3月29日,英勇的南京人民纷纷举着花圈,走向雨花台,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并在街头贴出“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反党夺权的信号弹,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标语。很快,声讨“四人帮”的烈火在许多地区相继燃烧起来。首都天安门广场的革命活动,就是这一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并形成了中心,又影响和作用于全国各地。
  “四人帮”凭着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大火必将烧到自己身上,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与惊恐,露出了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从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江、张、姚给鲁瑛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一是给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欲将他们置于死地;三是打击敢于起来与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出谋划策,为他们篡党夺权加紧制造反革命舆论。现摘录几条示众。
  3月30日王洪文电话:
  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瑛答:有记者)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4月2日15时40分姚文元电话: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
  4月3日姚文元电话:
  是否可以写这样一篇社论,题目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首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形势太好,取得了很大胜利,党内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已很孤立,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第二段,要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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