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第2期

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

作者:韦君宜



  从“丁陈反党集团”开始,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分歧,但是这怎么扯得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如此,以作家协会而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她过去的作品以及《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其云(女),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本稿子倒实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惜的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忿,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子胡同妇联礼堂开了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反。中宜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改变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那个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情并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操纵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活动。不能不说赫鲁晓夫那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自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是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他对斯大林有“两肚子气”。看起来毛主席对于斯大林的唯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我想这正是他所以发动大鸣大放的原因,也是那一阵他忽然支持反官僚主义,说“太守以上”都不赞成他的原因。他以为人民对斯大林有意见,对中层干部也有意见,唯有他可以领导人民,左右人民。这正和“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指导思想一样。对于赫鲁晓夫,他并没有立即表态,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可能是要等一等。
  但是当时我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本报内部消息》、《锈损灵魂的悲剧》等文章,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我们还傻瓜似地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多么傻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准备了!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的。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
  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是那样的完全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划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后来作协就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联合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他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的秘密通讯。陈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得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说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的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海仪,与我们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孟昭入党!”这个李孟昭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校官,由解放军部队转业来我们编辑部的,我们支部从来没有讨论过要他人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人党。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声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这已经到了人和人相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有些批判的捕风捉影。可是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已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人右派的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去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自己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了。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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