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第2期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

作者:谢春涛


会上除了发言,还提供了一篇介绍资源配置与计划、市场关系的背景资料。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
  
  谢:前面已经谈到,1990年和1991年,邓小平两次谈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但是,真正产生巨大作用的,恐怕还是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一些城市时的有关谈话。
  吴:是的。1992年1月到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直接面对群众,阐述了他对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基本观点。他讲得比过去更加直截了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采回答这个长期争论不休、困扰人们的难题,确实也是形势所需、形势所迫,到了不清除意识形态的障碍改革事业就不能前进的时候了。
  在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响应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改革的热潮中,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3月9日至1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决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谢:以上情况说明,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思想已统一到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上来。不过,此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1992年4月30日,您曾向中央领导提出过一份《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建议的前因后果?
  吴: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提法,是我多年来考虑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副总理来先后向我了解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过程的情况,说明中央领导同志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更促使我考虑在这方面有所建言。1992年4月初,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开会;请上海市的几位负责同志介绍他们的发展战略设想。我在会上的发言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争论的历史讲起,强调正确的发展战略要以市场体制作为它的制度基础。刘吉和吴明瑜两位觉得讲得不错,鼓励我把有关的意见向中央领导提出。于是,在李剑阁的帮助下,我写了这份建议。建议书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介绍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法的演变;二是“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我建议“在党的十四大上,根据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我国十多年来改革的实际进程,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最新论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作出新的科学的概括,为制定跨世纪的大政方针,奠定理论基础”。我认为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一个是最低限度的方案。“商品经济”这种提法的优点是,能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相衔接,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但这种提法既不能从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到根据,也不是现代经济学的通用语言,而是俄语的表达方式。它不能突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指明它的基本的社会资源配置手段。更理想的方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提法能够更加鲜明和准确地表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叫做市场经济。
  谢: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过程中,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应该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
  吴:的确是这样的。在这篇讲话中,江泽民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他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当时理论界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种提法中,他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并且主张不再突出地强调“有计划”三个字。江泽民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普遍拥护,因而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应该说,到这个时候,长达十几年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争基本上宣告结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得到了确立。
  
  谢:作为亲身经历了这场争论的经济学家,您是否认为随着争论的基本结束,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再有更多的麻烦了?
  吴:当然不是。首先,我已经讲到,这场争论的中止具有特殊的背景,那就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也就是说,人们的认识至少在此之前还没有统一。而从十五大前后一些人批评改革的长篇意见书来看,要真正实现认识上的统一,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由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事实上的证明。
  其次,政治上问题的基本解决,只是为改革的实践打开了道路,但落实工作还很艰巨复杂,并不是大家都举手赞成搞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就一定能够搞成。我们主张市场经济取向,根本的目的是强调要尊重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而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这个称呼比较好听和流行,也不是为反对计划经济而反对计划经济。为了使市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就要认真通过改革把独立自主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等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建立起来。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另外,我们的许多政府机构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它们的职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换,因而往往习惯于采用行政干预手段去“抬牛腿”,而不善于通过设定和执行游戏规则去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和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学会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但愿今后能自觉,不犯或少犯错误。
  回顾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过程,我深深地感到,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更新。从马克思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学说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也必须适应世界的这种变化,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上更新,否则就会变得没有生命力。我国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过程,正是社会主义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作为矢志为世界人民服务的经济学工作者,我们也要不断从自身的经历和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中汲取营养,不断进步,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谢: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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