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第2期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

作者:谢春涛


有所停顿。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治理整顿对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
  吴:我认为治理整顿本身并不是问题,改革的停顿也不是治理整顿的必然结果。既然出现了经济过热,就需要进行治理;既然出现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也必须加以整顿。问题是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本来就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国民经济一出现问题,他们马上就以此为由,重新挑起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声言这几年国民经济中的问题,都是由于改革从一开始就出现“方向错误”,选择了市场取向,削弱了计划经济。既然问题都归因于市场取向,出路就只能是“计划取向”,回到计划经济的老体制去。
  特别是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以后,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提出这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他们运用类似80年代初期批判“商品经济论”时的论据和语言,断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进而断言“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摘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
  由于改革理论是改革实践的思想基础,针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批判,不能不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混乱,使他们无所适从。
  谢:您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论文集的前言中提到,在1990年7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经济学家之间就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进行了正面交锋。当时敢于公开坚持正确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听说您也因坚持市场取向而被人含有贬义地称作“吴市场”。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情况?
  吴: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邀集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改革应当“计划取向”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我们几个主张改革应当“市场取向”的人则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并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薛暮桥不但在会上发了言,还在会后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批驳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他明确指出,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未进行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以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过了不久,一位在国家信息中心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同事打电话给我,一是告诉我他听到的一种传言,说我最近受到了批评,一位领导同志在我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此事查无实据)。二是告诉我,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派:“有计划”、“吴市场”、“杨(指杨培新)承包”。“吴市场”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在反驳:“计划取向派”的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1991年3月;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署名皇甫平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指出:“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由于这篇文章触到了某些市场经济批判者的痛处;很快就受到了围攻和批判。
  谢:据说,皇甫平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有邓小平讲话的背景。
  吴:“是的”。这在当时对许多人(包括批判皇甫平的人)来说就不是什么秘密。现在大家可以从《邓小平文选》第;3卷看到,从1990年末到1991年初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发表过两次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谈话。一次是1990年12月24日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开会前夕。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另一次是1991年1月至2月间同上海市负责同志的谈话。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皇甫平的文章,大致上就是根据后一次谈话的精神写的。
  除了上海的皇甫平,据我所知,在北京有些了解邓小平讲话精神的人也很想有所作为。例如,1991年夏天有一位年事已高的老领导干部曾让社会科学院的几位经济学家为他起草过一篇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文章,准备在党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徐雪寒等老同志的支持。后者并且进一步主张废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恢复“建立商品经济”的口号。不过,文章草成不久就遇上了苏联的“8·19政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表文章的事终告流产。经过修改的文章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才发表出来。
  
  谢:从您的那本论文集里了解到,1991年10月到飞2月间,中央领导邀请一些经济学家讨论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在12月12日的会议上,您作了题为《加快改革进度,开辟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发言,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加快市场取向改革的重要性。您能不能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吴:那是江泽民总书记召开的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的座谈会,讨论了三个问题:(1)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2)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3)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开了十次会。与会经济学家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和我,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开倒车论调,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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