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第1期

“毛传”主编谈“毛传”

作者:韩 钢 刘山鹰



  据迄今为止发现的资料,半个世纪前就有了第一本关于毛泽东生平的书。自那时以来,有关这位世纪性人物的出版物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仅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周年前后,国内出版的有关图书就达500余种。1996年8月,毛泽东逝世2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一问世,又成为畅销书,头一个月就发行了16万册。
  1996年仲秋时节,在北京城西的毛家湾,记者采访了《毛泽东传》的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金教授,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是党中央的专门研究机构编写的第一部毛泽东传记。在一般读者看来,它是“官方”的作品,因而引起国内以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对这部书出版的意义,您能否作个估计?,
  金冲及(以下简称金):关于意义,作为编写者似乎不太好说什么,还是留待读者去评价吧。我可以说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首先,这是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任务。中央交给文献研究室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编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邓小平、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文选,和专题文集;二是研究他们的生平和思想,包括编写年谱、传记等。《毛泽东传)的编写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谁都无法否认,毛泽东:是20世纪的一位世界伟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好,遇到的曲折和问题也好,都很难同他分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多人在评论他。但要评论、研究二个人,首先得要真正了解这个人。不了解就谈不上评论。西方有位哲人说过:“我不怕后人批评我,就怕后人误解我。”因为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了解毛泽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关他的资料浩如烟海,而且还有相当多的档案没有公布(这倒不全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也因为它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说过,研究历史问题要“竭泽而渔”,意思是研究者要穷尽一切有关材料。古代史研究要做到“竭泽而渔”也许还可能,现代史研究恐怕只能“望洋兴叹”了。不过就中央文献研究室来说,条件还是比较有利的,一是能够接触到比较多的档案,二是有一批长年累月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从这点来说,我们也有责任编写这么一本书;向世人比较翔实地介绍毛泽东的一生。现在出版的是建国前部分,建国后部分也在编写中。
  
  当代人能否修当代史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和毛泽东不是同一代人,但毕竟曾经和他同处于一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环境和重大历史事件多少有点亲身感受。拿我自己来说,1947年在上海复旦太学念书时,第一次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初又读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秘密传阅的油印本。那时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书也看过不少,但总觉得零碎或模糊。读了毛主席的文章才觉得豁然开朗。他讲中国社会的性质,讲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等等,条分缕析,提纲挈领,我的脑子一下就变得清晰了,原来纷繁复杂的事情顿时变得井井有条了。这种感受是终生难忘的,有这种感受的人在当时是不少的。
  有人说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当代史只能让后人去写,因为有些事隔久一点也许看得更清楚些,后人还能看到更多的材料,也没有什么忌讳,写起来会更客观一些。这话不能说得那样绝对。当代人写当代史确实会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反过来说,后代人写历史难道就没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吗?他们只能根据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一些文字记载来写历史,而文字记载往往是不完备的。有时候,越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文字中越少记载;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事尽人皆知,没有必要写。这就使后人很难了解当时许多复杂、微妙的气氛和情况,很难了解全貌,容易根据自己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经验去想象和评论多少年前的历史,稍一不慎,就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就会失真。这也许就是另一种时代局限性。
  在今年4月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上,我谈到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他是个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人的认识强调直觉。他的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例如他说;给你看100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距离的,你还不一定能懂得凯旋门;但只要让你在凯旋门前站上5分钟,你就懂得它了。这话就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凯旋门还有可能再去看一看,历史却是无法再去重新经历的。看档案资料就像看一张张照片,看得再多,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往往不能真切地完整地了解那些历史场景,说起来倒很自由,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其实同实际生活也许已报隔膜。所以;在同一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有责任把自己根据亲身经历得到的认识写出来。当然,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止境的,前人不可能代替后人,但它也有着后人难以推进代的作用。
  记:您刚才谈到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优势,这很能给人启发。不过,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个怎么写的问题,譬如关于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写的人很多,路子都不一样。那么,作为专门的研究机构,你们对于编写《毛泽东传》是如何设想的?
  金:这是一部人物传记,它跟党史、军史、国史不同。传主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老年,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有自己对问题的种种思考和判断,有顺利发展的时候,也有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写人物传记总要努力写出这个人来,写他一步步成长的过程,写他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奋斗,写他怎样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又取得了怎样的结果。我们写《毛泽东传(1893~1949)》,就把重点放在他从青少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探索过程上。他一直在为寻求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而不停地探索着:早年是个人的探索,后来是集体探索;探索中有成功;也有过失误,最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创立了新中国。这中间,留下了许多可以发人深思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努力写出这个过程来。
  
  毛泽东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这话当然是对的,但只说这一句还不够。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写《毛泽东传》,就得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近代以来,有那样多志士仁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不乏杰出的人物,为什么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人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又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
  一本书,总得有个贯穿全书的主题。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撰写时,胡乔木同志说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