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第1期

拍案一怒,各走各路:我与蒋经国的决裂

作者:贾亦斌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民生艰困的景象。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高达每石1800万元。一般公教人员、平民百姓,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治的地步,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
  为了防止国民经济出现总崩溃,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经济改革”,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宣布任命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他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具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于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但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行改革困难重重,而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蒋经国决心真打“老虎”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我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他对我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我问他什么重要任务,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我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我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他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并立刻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
  首先,公布了有关的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规定: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10月22日前收兑法币;二、限于9月30日前,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元和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物价水平,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
  同时,蒋经国以《上海向何处去?》为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他再一次表示自己的决心:“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借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对豪门巨室决不留情,扬言要用高压手段来实行限价:“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等一系列口号。这些动听的言词,一时确实打动了-许多人的心,认为蒋经国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为不同,由他来实行经济管制或许有成功的希望。
  为了执行经济管制法令,蒋经国立即在上海组织自己的执法队伍。他将赣南系、青干校和青年军的干部从全国各地纷纷调到上海,一时上海成了“太子系”紧张活动的中心,王升、李焕、江海东、江国栋等蒋经国系重要分子麇集上海,随即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9月22日,这个“服务总队”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成立大会,共有队员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由王升任总队长。蒋经国邀请我出席了成立大会,但我们都未发表讲话。蒋还抽调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小组,由江国栋负责。
  蒋经国法出令行,果真轰轰烈烈地打起“老虎”来。他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软硬兼施,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甚至声色俱厉地拍桌扬言:“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设立岗哨,检查行人;并与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合组成许多三人或五人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六十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荣、胡、韦三人后经托人疏通,分别罚款100万、30万和35万美元,才得以交保获释。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八个月的徒刑;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也被判刑。蒋经国还大开杀戒,以贯彻他“用人头平物价”的主张,借此威慑人心。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报上还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蒋经国还杀气腾腾地宣称:“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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