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第1期

范文澜的“史谏”

作者:李 新



  1958年夏天,中国大陆上的几亿人民正如痴如狂地“大跃进”,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仅农村每亩地要高产若干万斤粮食,每个机关都要建立起小高炉,用土法大炼钢铁;而且在文化战线上,也要求人人写诗,个个作画,作家、教授都要订出一年内创作出无数作品的“跃进计划”来。
  一天,我从人民大学(我家住在那里)回到近代史研究所(我工作的地方)。我立刻去看范老(文澜),把人民大学的“跃进计划”给他看。那计划叫“十百千万亿”计划,就是要在一年内写出十大套书、一百本著作、一千篇论文、一万篇资料,字数达若干亿。这个计划用大红字印出,十分壮观。我故作兴奋地对范老说:“请看,多么宏伟的计划呀!”范老没有回答,连忙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册子来,对我说:“你看,我们范县的计划才叫宏伟呢,不用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范老是浙江绍兴人,抗战初期他在山东范县打过游击,所以故意把范县称作“我们范县”。山东范县地处黄河故道,到处是沙丘,只长灌木丛,穷得要命,比起江南的绍兴来,简直是天渊之别。但它却在当时“大跃进”热潮的影响下,制定出一个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范老指着一张规划图对我说:“他们只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粮食,据说通过深耕,高产的粮食多得很;另以三分之一的土地修筑道路和房屋;最后的三分之一土地都修成花园。你看,全县有多少个公园啊,真够美呀!”说罢,我们不禁大笑起来。
   尽管外面轰轰烈烈,范老还是在那里写他的书。那时他的《中国通史》正写到隋唐。
  范老在隋朝那一章里,专门用很长的一节来写隋炀帝。这一节共分四目:第一目为“游玩”;第二日为“耀威”;第三目为“开边”;第四目为“侵略”。通过这四目把隋炀帝的骄奢写得淋漓尽致,读后既令人愤慨,又发人深思。
  在第二目“耀威”中写道:“隋炀帝令裴矩驻张掖掌管通商事务。……隋炀帝要夸耀隋朝声威,使裴矩利诱西域诸国入朝。……六一O年,西域诸国使者和商人齐集洛阳。隋炀帝于正月十五(夏历)夜间,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置设盛大的百戏场,为西域人演奏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人多至一万八千,声闻数十里,灯火光照耀同白昼,直到正月底才停演。西域人人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隋炀帝先令本市商人盛饰市容,广积珍货,商人服装华美,连卖菜人也用龙须席铺地,陈列蔬菜。西域人经过酒食店门前,店主邀请入座,醉饱出门;不取酬偿,告诉客人们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客人们不是痴人,口头上不免赞叹一番。市上树木,都用帛缠饰,有人指帛问道,隋朝也有赤身露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市上人无话可对。隋朝和西域通商,当然要双方有利,现在变成隋朝民众的大害。隋炀帝本人想求得声威,像丰都市缠树的帛那样,求得的只是西域人的讥笑。……”
  当我们正在“大跃进”中吹嘘“吃饭不要钱”的时候,范文澜在他的书中,详实地写出了隋炀帝的骄奢,想求得声威,反而求得的只是西域人的讥笑。他在书文中明白地通过东市商人的口,向西域人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这对当时的“大跃进”岂不是当头棒喝!我看到这里,觉得很刺眼,因对范老说:“范老,你的书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你在这里写吃饭不要钱,而且是写隋炀帝,这样写好吗?”范老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就是要让他看嘛!我写酌都是事实,有凭有据,怕什么?”随后还补充了一句:“要让所有的领导人都看看,中国的历史经验丰富得很,应该以史为鉴嘛!”
  毛泽东对范文澜是比较尊重的。在延安,毛主席看到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赞不绝口,还请范老吃了一顿便餐。范老讲“经学”,毛主席每讲都亲自去听。所以范老总想“以史为谏”,希望毛主席和中共的领导者们能“以史为鉴”。
  毛主席后来是否看到范老的这一段书,不得而知。但陈毅是看到了的。秋天,我到北京医院看病,见陈毅在那里写大字,范老在一旁赞赏,陈毅笑道:“我的字写得真不错吗?范老,你见多识广,你看我写的是什么体?恐怕只能算‘陈体’吧。”随后说起范老写的书,陈毅说:“你那四卷书是不朽之作,可以传世的。你把隋炀帝的骄奢,写得活灵活现,写得太好了!隋文帝俭,隋炀帝奢,老子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当,儿子不几年就给糟踏光了。那样的皇帝,怎么能不亡国呢?”陈毅越说声音越大,越激昂,而且很愤慨,四周的病人都围过来听,极表同情。这一幕情景,我至今未忘。
  尽管范文澜诚心诚意地进行“史谏”,尽管陈毅等中共领导懂得“以史为鉴”,但毛泽东当时显然并未“纳谏”。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更直率地献上他的谏书《万言书》时,毛泽东不仅没有纠正严重的“左”倾错误,反而在全党掀起反右倾斗争,把许多正直敢言的干部都打成“右倾机会主分子”。由于坚持“大跃进”,“吃饭不要钱”,“高举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结果造成1958年冬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量增加。
  范文澜的“史谏”虽然没有遭受到彭德怀那样悲惨的命运,但随后在史学界也开展了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把矛头指向范文澜和翦伯赞。
  范文澜遭到批判,然而他的书正如陈毅所说,是会流传下去的,因为他写的是真史、信史。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坐冷板凳,认真搜集资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历史的真理,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有用,才能“以史为鉴”。而那些根据政治需要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人,总是要被人唾弃的。尽管他也会被别人和自己吹嘘为什么历史“大家”、“泰斗”,他的书在一个时期也会风行,但历史是最无情的,一等时过境迁,他的所谓著作,就是摆在书摊上,连二折三折也没有人要。正如鲁迅在李守常文集的序言中挖苦某些骗子的著作那样,真是,人未亡而书已亡,哀哉!
  范文澜“史谏”虽未见效,但他治史的作风会同他的著作一样流传下去的。韩儒林曾把范文谰的作风归纳为一副联语:“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认为一切历史工作者都应该学习范老的这种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