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第1期

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

作者:张 颖



  1992年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二十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这一公案,还被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我看到这篇所谓采访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
  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诽谤,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二十年前的事,虽然我不可能淡忘,但不曾想再重话当时。现在我醒悟了。我必须把旧事说清楚。当然啦,每个人写回忆录都带有自己的看法观点,记忆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历史事实却是不容窜改的。
  “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在北京当时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根据当时的传说,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书《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且江青也就从此“失宠”了。在国内,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他们是“四人帮”,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当时在香港也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这本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属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写作水平及文字也拙劣得很。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无独有偶,在与此差不多的时间,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于1972年夏季在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江青,谈话时间长达六十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又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仍是非颠倒,甚至以此造谣生事,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维特克采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员(另外还有六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非同寻常。
  1972年8月12日,乔冠华副部长告诉我,当天下午三点,江青要接见一位美国客人——洛克珊·维特克,派我去陪见。那时江青已经“声威”大震,随便说句什么话就能置人于死地,所以谁都不愿意和她的什么事沾边,我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就找借口推辞。但乔冠华说这是他们几位副部长共同研究决定的,并耐心地向我解释了一番,我只好服从。
  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这次是根据她本人的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由对外友协邀请她于7月19日至9月1日来华访问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维特克一再要求采访江青,友协只好请示周总理决定。周总理于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见到批示,立刻决定会见。
  会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进行。外交部除了我,还有翻译小沈、礼宾司一位副科长和一位速记员,友协来了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姚文元也来了,坐在。江青身旁。
  谈话开始不久,江青就问维特克:“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是吗?”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写书。迟疑片刻以后,她说:“如果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江青高兴地说:“很好呀,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们合作吧,我给你说,你来写……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她说的是维特克,想的显然是她自己要在世界上扬名了。
  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兴高采烈地东拉西扯了整整一个下午,完了还在江苏厅大摆宴席,又边吃边谈了一个多小时。回去后,我们分别向部里和友协汇报了这些情况。17日夜,周总理召集所有陪见、接待人员开会,说江青已飞往广州,走前留下话,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继续谈。看来那时周总理对江青的事也颇感棘手,后来又在19日晚和24日半夜找我们去谈了两次,最后表示,江青一定要把维特克接到广州去,你们还是原班人马陪同吧。他让我们到广州后立刻把他的意见转告江青,再见一次就够了,只谈谈文艺,不要谈其他。还说维特克的签证是28日到期,不要再延期了。
  但是,江青根本不理会总理的指示,从25日到31日,她一连在广州与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不仅大谈个人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艺术,而且大谈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向部领导请示汇报,也一次次不得要领。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反复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10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于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请秘书转达我们的意愿。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总理正忙着批阅文件,让我先说说重要的情况。我说:“如果要简单地说,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
  “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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