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第1期

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作者:戴 煌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零度补为“右派”,早就在新闻界、科学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了。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先后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结合编辑工作,他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章,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文。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广播工作上,他仍然挤时间写了《蒋介石罪恶史三章》等小册子。1948年《中国青年》复刊后,他又应约写了些科学小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先后编写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小册子和《关于原子弹问答》等科学小品。
  1949年3月进北京后,他已检查出肺病复发,但仍坚持工作,直到大口大口地吐血,才不得不住院治疗。在一年半的疗养中,他坚持读了20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译文集),在病。床上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后来写了一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成为许多青年爱读的一本书。
  
  “反右”时温济泽想起了王实味
  
  19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国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会放过;如果投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
   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枪决!
  1943年1月,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搞起了“反右”,而且强行规定比例数来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
  但是,保护了别人的温济泽最后却保护不了自己。由于他梗直的性格得罪了中宣部的一位领导,终于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十一个月之后,他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成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胡乔木和廖承志都大吃一惊
  
   1958年10月的一个夜晚,已快半夜了,胡乔木听说温济泽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惊,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了‘右派’吗?”
  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两位都认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人,绝不该这样乱打一气。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这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并报到了中央书记处,没法改了……。胡乔木当即长叹一声:“又毁了一个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叹了一口气。
  胡乔木与廖承志所以为此痛心,是因为温济泽的的确确是一位好同志,他们都很了解。
  1929年,温济泽刚读江苏省立淮阴中学一年级,就加入了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文学团体“稚鸿社”。在召开成立会时,温济泽和十几个同学被捕,罪名是“共党嫌疑犯”。其实这时温济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经过半年审讯,他才以“年龄不足12岁,不负刑事责任”而被交保释放。
  从此温济泽反而决心寻找共产党,结果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学校将他开除,他改名考进了全国有名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一面读书,一面想方设法恢复了不久前被破坏的秘密共青团支部,并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可是只过了三个月,淮阴和扬州两地的国民党县党部和警察局,就联合派出军警来搜捕温济泽。在一位老师的保护下,他化装跑到上海,辗转进入复旦大学附中,又在那里建立了共青团支部,也被指定为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选为附中学生救国会的执行委员;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他担任了附中在内的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淞沪抗战被出卖后,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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